小谈量刑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我国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为视角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法官在定罪量刑不能独立分离的审判程序中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更有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量刑证据制度需要在独立于定罪程序的量刑程序中构建,充分吸收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同时由于量刑程序同定罪程序诸多差异,相应的其证明规则在许多方面必定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讨和完善。     

试论审计证据证明力

审计证据作为形成审计结论和审计意见的基础,贯穿于审计业务全过程,审计证据的质量关系到整个审计工作的质量。不同的审计证据具有不同的证明力,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证据的证明力评价时,应综合考虑影响审计证据的多种因素。     

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

为限制法官滥用裁量权、使量刑过程更加透明公开化,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不能忽视被害人的作用。正义理念奠定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赛伯、比鲁夫和洛奇先后提出了被害人参与的刑事诉讼第三种模式,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被逐渐重视。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可以通过出席庭审、参与量刑证明、发表量刑意见、量刑说理来积极地影响量刑裁判的形成。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上设计和完善被害人量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履行告知与保护义务,重视被害人在量刑证明和量刑建议环节的作用,强化量刑说理,并在特殊案件中尝试被害人参与的恢复性司法活动。     

我国的量刑规范化研究

面对我国法院存在的在相同或相似案件上,不同地区法院量刑失衡,甚至同一法院在不同时期也得出不同判决的现象,量刑规范化运动在我国逐步兴起。本文就量刑规范化在我国兴起的原因,以及我国量刑规范化中应该注意的问题进行探索。     

论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以《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为基点

量刑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量刑程序在我国的确立是司法公开、公正的具体体现,标志着我国法治水平在向高处迈进,对司法实践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技术与标准探析

行政裁量基准具有行政规则和行政自制的双重属性,并兼具内部效力和间接的外部效力,这些特点导致行政裁量基准确有被司法审查之必要。然而,由于行政裁量基准本身的特殊性,需考虑是否应当对其进行区分审查以及司法审查的标准。在明确我国行政裁量概念的基础上,无需对行政裁量基准进行区分审查;在明确其他规范性文件和行政裁量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明确并细化行政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标准。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非法证据"的范围问题。通过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对于"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得知,规则的目的决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制约侦查权之滥用及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是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和根本价值取向。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直接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但无罪推定原则蕴含的精神、理念及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仍然适用于量刑事实的证明.“谁主张,谁举证”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领域,对于法定量刑情节,控诉方应当承担证明责任;对于酌定量刑情节,审判机关有量刑调查权.量刑事实具体的证明责任分担中,检察机关负有主要的证明责任...     

论我国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的构建

量刑建议制度是检察机关有效制约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加强刑事审判法律检察监督和保护受害人的有效机制。国外许多国家都建立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制度。我国应从确立量刑建议立法规范,明确量刑标准、范围和提出时间及其约束力等方面来构建量刑建议制度。     

论量刑失衡的防范与控制

量刑失衡是刑事司法领域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造成量刑失衡的原因主要有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刑事立法的模糊性,科学量刑方法的缺失和法官个人差异等.对此,可采用细化刑事法律,完善司法解释,制定相对统一的量刑基准,强化刑事判例的作用,改进量刑方法.推行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制度和在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措施来防范与控制量刑失衡.     

论均衡量刑权的思路及走向

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法官量刑权只有授权而没有控权,导致刑事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行使不当直接影响司法成品的质量,影响法律的公信力。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提出,要从立法上进行控权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并具体构建了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思路与走向。     

论证据法学理论基础述论

关于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目前学界观点不一。证据法学是研究证据的发现、搜集,以及运用证据在符合一定的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证明案件真实的过程,归根结底是对＂真＂的反思和回溯的过程。证据法学同时还肩负着维护法治、保障人权的现实重任,因此,证据法学的理论基础应划分为认识论基础和价值论基础两个层面。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权衡、选择理论应分别成为证据法学的认识论和价值论基础。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法理思考

分析了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的性质、法理依据和现实缺陷。并指出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的完善措施,主要包括:与时俱进,转变传统检察执法理念,以及纳现代法治检察执法理念;正确处理好关系中的关系;量刑建议权的主体制度化;量刑建议权的时间规范化;量刑建议权的方式幅度化;量刑建议权的过程对抗化;量刑建议判例的规则化等。     

凉山毒品犯罪量刑指南制度的建立

建立凉山量刑指南制度是兼顾罪刑法定与刑法个别化的需要、兼顾刑法的统一适用与区别对待的需要、司法独立的要求,建立凉山地区量刑指南制度要先从毒品犯罪入手.提出应针对凉山地区毒品犯罪的实际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毒品犯罪量刑指南>.     

有关量刑理由写入判决书的思考

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中心环节,然而在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定罪受关注程度远远超过了量刑。而作为在量刑中起重要作用的量刑理由则更加少的得到关注。量刑理由的规范化不仅能够促进刑罚理论的发展,而且同时对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独立董事数变迁的影响因素:基于指导意见实施后的上市公司年报的经验证据

独立董事数体现了董事会独立性高低。实证发现,低于和高于独立董事规定数公司在股权结构、公司业绩、财务、盈利状况及其收益分配、公司规模等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自愿和非自愿设JZ独立董事的公司在控制了独立董事数、行业、地域冈索后,在股权结构等变量上已不存在显著性差异。现金分红越高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较低的独立董事数;而公司规模、每股收益越大的公司选择较低的独立董事数可能性越小。公司规模、大股东与公众股持股比例之差越大,非国有公司、董事不持股的公司倾向于选择较高的独立董事数;而大股东与其他法人或机构持股比例之差越大,非自愿设立、两权分离公司选择较高的独立董事数可能性越小。     

基于证据理论的信任模型中冲突证据

基于证据理论的信任模型是常用的信任模型之一,且证据理论是一种具有良好理论基础的不确定性推理方法。为了解决证据收集以及冲突证据合成可能会产生不合理结果的问题,通过改进证据收集方法提高证据质量,同时结合证据距离、相似度、支持度和可信度,在证据合成过程中将冲突证据进行重新分配。实验结果表明：改进的证据合成机制提高了合成证据的合理性,使得信任计算结果更为可信。     

行政裁量基准的基本问题研究

阐述行政裁量基准的性质和效力,分析我国的行政裁量基准在制定和运行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为实现行政裁量基准的功能,克服其弊端,建议建立裁量基准逸脱机制、“利益代表模式”的复议机制和裁量基准的强制公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