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主观性——以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的分野为视角

关于刑事证明标准性质的争论由来已久,2012年的新刑事诉讼法第53条对证明标准的细化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反思。认为证明标准是一个纯粹的主观性标准,凡是强调证明标准客观性方面的观点大多混淆了＂证明标准＂和＂证据标准＂这两个概念,＂证据标准＂（亦可称为证据要求）可以说是一个客观标准,而该法的主旨便是通过细化＂证据标准＂来试图强调＂证明标准＂的主观性,尤其是第53条中前两个条件,完全不在＂证明标准＂的含义之内,且＂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仍然被沿用,这样的表述不但在实践中毫无可操作性,而且容易造成理论上的极大混乱和法律适用的僵硬与机械。     

论生产安全事故的证明对象和证明标准

生产安全事故证据对事故调查起着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但实务中没有可以直接适用的生产安全事故证据规则,理论上对生产安全事故证据的研究较为薄弱,证明对象模糊、证明标准不清晰的问题较为突出。结合法律实务案例,阐明安全生产事故的证明对象及证明标准,对明确安全生产事故调查方向、增强事故证据收集的操作性有积极的意义。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再探讨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性极强的问题。文章在明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规定进行了评析,并针对问题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论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

文章通过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认识主体、内容和程度进行阐释，指出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在诉讼证明标准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并为建立更具系统性和可操作性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体系提供了几点设想。     

小谈量刑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我国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为视角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法官在定罪量刑不能独立分离的审判程序中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更有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量刑证据制度需要在独立于定罪程序的量刑程序中构建,充分吸收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同时由于量刑程序同定罪程序诸多差异,相应的其证明规则在许多方面必定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讨和完善。     

试论民事诉讼证明标准——从纠纷解决的角度

证明标准是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一定的证明标准,对法官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指导和约束作用.我国学者对证明标准的讨论已有多年,然而一直缺乏一种完全令人信服的观点.文章从纠纷解决的角度,结合民事诉讼的目的、减少不合理地适用证明责任判决等方面,就我国民事诉讼应采用优势证据标准进行了论述.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标准和程序研究

确立民事非法证据排除标准,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和《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6条规定为法定依据,在此基础上细化内容,增加例外情形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的提出主体应为当事人,确定主体只能是法官。请求排除应在审前程序中的证据交换阶段、法庭调查中的质证阶段及法官认证阶段,确定排除在判决作出之前。对证据的非法性,由异议方承担证明责任。     

浅议台湾刑事诉讼中的证据排除法则——以自白任意性法则为视角

201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两个证据规定"的出台为惩罚犯罪,保障人权提供了有力支持,也大大丰富了我国大陆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但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不一定意味着司法实践中违法证据排除的改善,本文研究台湾的刑事证据排除法则,尤以自白法则的排除为重点,为中国大陆"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提供建议,并为中国大陆建立自白任意性原则提出几点思考。     

证据学视野的测谎结论分析——以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为中心的考察

测谎技术作为查明真相、揭发谎言的一项里程碑式发明,对案件事实的证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测谎技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使用,但现行法律却未对其法律属性加以规范。因此,从证据学视角阐述其证据价值和证据能力显得尤为重要。     

试论"高度盖然性"民事证明标准的确立

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关于证明标准有"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争论."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应是辩证统一关系,即证明活动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客观真实",而其应达到的最低要求是"法律真实".实际上,我们应结合我国民事诉讼的具体情况,借鉴国外先进的民事诉讼经验,在现代自由心证制度的基础上,确立科学的"高度盖然性"的民事证明标准,并辅之以完善的配套制度.     

H-D方法对"客观真实"之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诘问

可以用科学的逻辑方法一假说演绎法对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进行了研究,从确认反常、提出假设,再由此假没演绎出推论并验证之,最终以严密的逻辑推理证实假设——“客观真实”标准的真伪,借此反驳“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客观真实”标准。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化进程——以《刑诉》和《规定》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侵犯人权方式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继承《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本文试图在剖析法条的基础上,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彰显其进步意义所在。     

认定醉酒驾驶需建立多元的证据体系——以血液酒精含量的重新鉴定为视角

自《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来,醉酒驾驶行为已正式作为刑事案件立案查处,由于此类案件数量多、刑罚轻、证据单一,目前司法实践中普遍遵循"快侦快诉快审"的模式办理,对打击醉酒驾驶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及对自身权利保障的要求,此类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已经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比如犯罪嫌疑人对血液酒精含量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相关规定目前仍属于空缺状态,因此本文将以该问题为切入点,提出如何完善认定醉酒驾驶行为的证据体系的建议,以期减少醉酒驾驶案件办理工作中的疑虑。     

鉴定人制度定位问题研究——以新《民事证据规定》为背景

作为鉴定制度的基本前提,鉴定人法律定位问题决定着鉴定人在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也影响着鉴定制度的具体设计.大陆法系国家对于鉴定人的法律定位问题有三种观点,分别是证据调查说、证据方法说与折中说.我国关于鉴定人法律地位的认定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适逢新《民事证据规定》出台,立足于司法解释规定,明晰鉴定人的法律...     

电子病历真实性的证明问题研究——兼论第三方证明机构的设立

在信息时代的医疗纠纷中,电子病历的真实性往往是医患双方所指向的关键.目前电子病历的真实性证明对于医院而言有必要性,但医院目前所采用的电子病历系统不足以防止电子病历被篡改,所采取的证明措施也存在种种缺陷,医院的信息化建设面临合法性危机.为解决这一危机,应当成立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证明机构,运用可信技术在电子病历生成时对其内容和时间进行存证,以确保电子病历客观真实有效,并在法律上对第三方证明机构出具证明的效力予以确认,这样才能够解决电子病历系统推广的合法性障碍.     

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新型盗窃行为视角

通过对犯罪本质、犯罪既遂定义和本罪的罪状描述分析得出失控说应当作为盗窃罪的既遂标准。在此基础上,以《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新型盗窃行为为例,对盗窃罪的既遂标准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参与式教学的实践困境与施教标准探索 ——以法学本科案例教学为视角

参与式教学法充分融合互联网等多元信息化教学手段,能够确保学生的课堂中心和主体地位,有效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和创新能力,旨在革除"以教师为绝对中心"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的诸多积弊.法学本科案例参与式教学法是提高法学本科学生培养质量的重要路径,但也存在诸多实践困境.基于前期经验和对困境的反思,尝试提出法学本科案例参与式教学模式的施教标准.     

环境潜伏性毒物侵权诉讼中科学证据采信研究——以美国经验为例

如今有关环境潜伏性毒物侵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这类侵权的特点是潜伏期长达10~30年不等,且与科技紧密相关,在诉讼中不论是法官还是双方当事人都尤为依赖科学证据.我国目前这类诉讼涉及的科学证据主要是鉴定意见,但司法实践显示法官似乎对鉴定意见的证据能力无从审查,往往不予甄别就采纳.分析我国环境潜伏性毒物侵权面临的司法窘境,提出借鉴美国的科学证据采纳标准,建立我国有关环境潜伏性毒物侵权诉讼中科学证据的采信规则.     

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探析——以工程管理专业为例

人才培养标准作为构建持续性发展质量体系的前提,对卓越计划工程的实施和评价有着重要意义。厘清人才培养标准的层次,归纳现有行业人才培养的不同需求,结合学校的特色,以工程管理专业为案例,研究人才培养标准的建构思路,这对于其它卓越计划专业的培养标准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