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食盐产地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来看,先秦时期我国至少已经有了海盐、池盐、井盐、崖盐四个盐种的食盐生产。海盐产地有青州、幽州、吴国、越国、闽越等5处;池盐产地有安邑盐池、羌塘、哈姜盐池、茶卡盐池、凉州青盐池等5处;井盐产地有巫载国、巴国、蜀国3处;崖盐产地有凉州盐山1处。这是先秦时期食盐产地分布概况。先秦时期食盐产地的分布为秦汉以后食盐产地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锡林郭勒盟食盐产地分布和变迁

锡林郭勒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幅员辽阔,食盐产地众多,自古至今食盐产地共有18处。其中,池盐产地17处,土盐产地1处。该盟最大的盐池是额吉淖尔,目前仍在进行大规模池盐生产。     

辽代食盐产地研究

《辽史·食货志》所载辽代食盐产地很不全面。据笔者研究,辽代开发的盐池至少有8个,海盐产地有6处。其中,只有炭山盐池等少数几处为老产地,其余大多数都是新产地。辽代对于我国古代北方池盐产地和海盐产地的开发有过重要贡献。     

论金代食盐产地

金代有海盐产地29处、池盐产地9处、土盐产地13处、井盐产地1处（以县计）,总计52处。金代食盐产地以海盐产地为主,海盐生产在全国盐业生产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就北京路、中都路、河北东路、山东东路来说,仅史籍明确记载从事海盐生产的盐场就有24个、务2个。与辽代、北宋时期这些地区的海盐产地相比,增加较多。可见,金代对于北方食盐产地的开发也有重要贡献。     

西夏食盐产地研究

西夏食盐产地以池盐产地为主,另有并盐产地和矿盐产地。西夏至少有16所盐池,其中大盐池7所、小盐池9所。乌池和白池是西夏最重要的盐池,是西夏王朝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西夏盐业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运城池盐生产技术初探

近来,笔者对唐代的池盐生产技术进行了探讨,但史籍上对古代运城池盐生产技术的记载很不充分,如果单从史籍记载来分析,则有很多地方想不通。柴继光、卫斯、张正明诸先生对古代运城池盐生产技术有过研究,但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柴继光《运城盐池的演变和发展》一文认为直到唐代才出现垦畦浇晒法,在此之前,一直采用集工捞采的生产方法(原文作“生产方式”,按其本意当作“生产方法”)。卫斯《河东盐池开发时代考》一文认为河东盐池(即运城盐池)的开发应     

论魏晋南北朝食盐产地

魏晋南北朝有食盐产地82处。其中,海盐产地19处、池盐产地26处、井盐产地28处、土盐产地3处、石盐产地6处。与秦汉时期相比,增加了27处。在长达360余年的时间里,这个变化难以称道。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食盐产地发展速度比较缓慢。其中变化较大的是井盐产地明显增加,而且出现了6处石盐产地。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一）分裂割据严重影响了盐业生产;（二）西南地区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有利于盐业生产的发展;（三）西域地区社会发展促进了食盐资源的开发。总之,这个时期食盐产地的发展主要是西部地区。这种局面的形成与这个时期西部地区社会发展密切相关。     

陶唐古国与运城盐池

陶唐古国的兴起与运城盐池密切相关。唐人具有尚武精神,逐步发展起来,出现了君主和武士阶层,建立了官僚机构和军队,占领了河东地区,控制了运城盐池,长期从事池盐生产和运销,发展为强大的部落国家。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运销不仅基本满足了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的食盐需求,而且给陶唐古国提供了稳定可靠的财政收入,为陶唐古国的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在唐部落发展过程中,运城盐池的池盐生产和运销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彩绘扇面“河东盐池总图”考

运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彩绘扇面“河东盐池总图”，系清代顺治时期作品。它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属珍贵的文物，而且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运城河东池盐生产地的全景及周围的地理走向。特别是图中有关池盐生产工艺及各大小盐池、大小堰的详细位置，部分弥补了史书中遗缺，为池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     

关于运城盐池地区早期盐业研究的思考

本文回顾了运城盐池地区早期食盐生产的研究状况,由于运城池盐在早期以人工采集为主,因而很难发现制盐工具和相关遗址;鉴于此,本文提出从三个角度入手--遗址调查、运盐陶器的产地分析和食物腌制陶器的确认,来确定该地区食盐生产、利用的时间上限,深化对运城地区早期先民盐业活动的认识.     

先秦至隋唐宁波盐业考述

宁波因其濒临东海,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发展海盐生产条件优越,盐业生产源远流长。宁波海盐生产始于春秋时期,唐代已发展成为当时主要的海盐产区,五代十国时期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因之构筑起了具有鲜明地方特点的盐业生产组织和税收管理体制。     

论清代井盐产地

清代井盐产地分布于四川、云南、甘肃、湖北、西藏,有73处(以县计),盐井10余万口。其中,四川、云南两省井盐产地增加尤为突出。与明代相比,四川产盐州县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但是盐井数增加特别突出,光绪年间四川有100814口盐井。就云南来说,产盐州县数与明代持平,但是盐井数(特别是大井数)也有明显的增加。     

论明代井盐产地

明代井盐产地分布于四川、云南、陕西、湖广四省,至少有83处(以县计),与元代相比,增加较多。可见,明代井盐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宋元福建制盐业的发展与技术创新

宋元时期,福建制盐业在创新技术的推动下迅速发展,成为我国六大海盐产区之一.创始于宋代的刮土淋卤法、鸡子桃仁试卤法、管道输送等关键技术极大地提高了福建煮盐的生产效率.而海盐晒法的重大技术革新再次推动宋元福建盐业的勃兴发展.从宋末的浮沙晒盐,到元中的盐埕砂盐,再到明初的邱盘晒盐,福建海盐晒法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制盐技术的改进与创新,节省了生产成本,促进了盐业的大发展.     

唐代鄂尔多斯高原的池盐生产及其管理

唐代鄂尔多斯高原地域的盐、夏、灵诸州分布着众多的盐池,成为唐代第二大池盐生产地。隋唐时期生产技术明显发展,垦畦吹晒法的普遍推行使该地域的池盐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对于该地域的盐业管理,经历了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时期。唐代前期继承隋代宽松的盐业政策,允许私人生产和销售池盐。唐代后期则经过几次盐法改革,开始逐步实行食盐专卖制度,由国家垄断盐利。     

宋代夔路食盐博弈与社会互动

宋代夔路作为重要的井盐产地,食盐在当地行政、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成为夔路社会各群体问竞相争夺的对象。围绕食盐资源,各方展开激烈的博弈,其间既有暴力冲突也有相互妥协。最终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实现了盐权分配的均衡,促进了地区盐权秩序的稳定。     

元代以前滇盐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

云南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井盐生产地,但直至明代云南盐业生产才有较大发展。然而,元代以前滇盐生产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关系。在井盐主产区如今安宁、云龙、景谷等地形成较低层次的经济中心,交纳食盐是元代以前统治者对盐产区人民的主要剥削方式。盐利在南诏、唐中央政府与吐蕃三方矛盾斗争中起着独特作用。     

王朝制度、地方社会与盐场兴衰——广东香山场与福建浔美场之比较

明清时期,广东的香山场和福建的浔美场都是重要的产盐区。明初香山、浔美两场都较为一致地遵循朝廷的盐场管理制度,但因所处地方不同,在地理环境和区域社会变迁进程中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脉络。尤其在明中期以后,两场经历了不同的变革,形成了各具特点的盐场组织结构和发展趋势,最终兴衰不一。本文表明,盐场的管理制度和组织的变迁除了与王朝制度相关外,还与地方的地理环境、社会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     

清代河南的盐业市场

盐业市场是传统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盐区划分、盐的流通和盐业市场结构三个方面对清代河南的盐业市场进行考察,并借以与河南传统的粮食市场进行比较。本文认为,从整体上看,由于受到引岸制度的严格控制,河南的食盐运销网络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网络体系;具体而言,食盐的流通网络受盐业运销制度的影响较大,不同盐区受不同盐业运销制度的制约,其具体的食盐流通网络也不尽相同。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官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