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团队规模、薪酬差距与公司风险承担研究

基于2010—2014年中国A股1 58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团队规模与公司风险承担间的相关关系,并且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受高管薪酬差距产生的晋升激励调节作用的影响。实证结果证明,高管团队规模增加,公司风险承担水平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薪酬差距的引入使得该关系更为显著,薪酬差距越大,公司风险增加或减小的幅度越大,即薪酬差距在高管团队规模与公司风险承担中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相对于私有企业,薪酬差距的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并不显著,原因在于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的薪酬制度及经营目标多元化。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治理与企业创新——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由于直接影响管理层的激励约束和风险偏好,因而与企业创新存在理论上的关联,但是否具有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却并未得到充分的实证研究。本文以200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基于PSM的研究设计,实证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从而符合激励效应假说。Heckman两阶段法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也表明了该结论的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引入,主要是通过风险承担渠道和管理效率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在考虑了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后,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当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公司面临被诉风险较大时,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的激励效果和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本研究提供了保险合约通过公司治理渠道影响企业创新的证据,表明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在中国资本市场中仍然是一种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     

高管薪酬差距、风险承担与企业创新

基于锦标赛理论,以沪深A股2010—2016年所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关系,并考察了风险承担在薪酬差距激励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活动具有正向激励作用,证明了锦标赛理论的适用性;高管薪酬差距通过影响管理者的行为决策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差距激励管理层提高创新水平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且中介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和高新行业。从风险承担视角,解释了薪酬差距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路径,为企业完善激励机制和促进创新提供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扩大了高管薪酬差距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近年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以2008—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有助于高管获取超额薪酬;当金融资产配置的收益为正时,其扩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效应更明显;企业配置不同获益类型的金融资产会对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产生差异化影响;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缓解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效应显著;"平滑动机"、"扭亏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和两类薪酬差距间发挥了不同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拓展了金融资产配置经济后果与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为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和政府部门分类监管金融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     

产权性质、董事高管责任险与多元化投资

通过以2008—2013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实证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以下简称:"董责险")对多元化产生影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和检验了产权性质对这一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董责险的增多会导致企业多元化战略的下降,表明董责险对多元化具有一定的治理效应。然后进一步将研究样本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后发现,购买董责险的国有企业的多元化战略呈上升趋势,表明国有产权会削弱董责险对多元化的治理效应。这在理论层面上完善了我国有关董责险和多元化的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董责险的外部监督假说,并有助于在实证层面上为上市公司的治理提供经验数据和借鉴。     

高管-职工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6年至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高管薪酬、普通职工薪酬、高管-职工薪酬差距、企业所有权性质以及管理层权力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体系的设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对高管和普通职工实施薪酬激励均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业绩越好;并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扩大的原因并非是最优薪酬契约导致的,而是由于管理层权力造成的。     

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

文章选用2012—2016年度中央国有企业所有A股上市公司相关数据,对政府审计、媒体报道与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重要力量,在监督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同时也能够有效地抑制该行为;当主流媒体加强对高管行为的关注并进行持续报道时,作为信息受众人群的审计人员会持续对高管在职消费行为进行监督,从而对该事件进行重点审计,即媒体报道作为调节变量,会加强政府审计对央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的监督与抑制作用,从而促进中央国有企业高管和企业自身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资本缓冲会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吗——基于跨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资本缓冲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从理论上分析了银行风险承担水平随资本缓冲变动调整的机理,并提出一系列理论假说。在此基础上,采用全球97个国家1211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的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资本缓冲的增加强化了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的动机,这一机制在经济增速较快时体现得尤为明显;随着资本缓冲数量的增加,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激励效应会呈现"减弱—强化—减弱"的"U"型关系;资本金结构中核心资本比例的提高,会强化资本缓冲对风险承担水平的正向激励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薪酬契约理论认为较高的薪酬业绩敏感性可以有效约束高管行为并激励其努力工作。然而在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外部风险时,企业的各项决策将会受到影响,其中就包括高管的薪酬制定。文章选取2008—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的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中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董事会独立性越低的企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抑制作用越强。研究结果丰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行为影响的研究,同时为企业薪酬契约的设计提供了有利的经验数据。     

高管持股、内部控制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

基于国有企业并购规模不断扩大的背景,文章以2010—2014年期间A股市场上国有上市公司发起的并购为样本,收集其2009—2017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高管持股比例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之间的关联性及内部控制对两者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持股与国有企业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高质量的内部控制可以进一步缓解高管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随着高管持股比例的增加及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并购过程中高管的机会主义行为相应减少,股权激励机制的有效性得以增强。因此,强化国有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完善国有企业内部控制体系建设,有助于提升国有企业并购绩效。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风险承担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仅是所有制体制的调整,而且是市场主体股权结构的优化,必定会对企业运营产生影响。文章利用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央企数据,实证检验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其中混合主体多样性与制衡度对风险承担水平存在差异影响,混合主体制衡度与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国企混改的风险承担效应显著性更强。文章既丰富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也从国企混改视角为企业投资决策提供了新的解释。     

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文章以2006—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研究高管股权激励影响企业绩效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高管股权激励能通过显著降低代理成本进而提高公司绩效,代理成本起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与股权性质有关,民营企业实施高管股权激励效果优于国有企业。     

业绩衰退下高管薪酬变动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5年以来我国上市企业绩效连续衰退三年及以上的业绩衰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高管薪酬变动对改善企业绩效的影响。实证发现,高管薪酬向上变动能显著改善企业绩效,相反高管薪酬向下变动不能改善企业绩效,这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具有相同结论。高管薪酬增加主要通过薪资、奖金激励机制促进其积极治理,而股权激励机制不明显。     

贫困经历会使高管更加谨慎吗?

冒险精神是企业实现转型升级,攻克发展瓶颈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此,本文以2007-2017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了早期贫困经历对高管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发现,贫困经历抑制了高管风险承担,表明早期贫困经历会使高管更加谨慎;这一抑制效应受到高管薪酬水平和权力大小的影响,即高额薪酬或极高权力加剧了贫困经历对高管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从作用机制上看,贫困经历主要通过抑制企业研发创新和扩大企业现金储备这两条路径影响高管风险承担。     

机构投资者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高管过度自信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以2011-2013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高管过度自信对企业并购绩效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并购绩效;高管的过度自信会造成企业并购后绩效的下降;高管过度自信在机构投资者与并购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抑制高管过度自信间接提高企业并购绩效;对于非国有样本,中介效应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更易发挥作用;对于国有样本,则无明显中介效应。     

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基于行为视角的实证研究

以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作为中介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结果发现:薪酬差距对高管和员工产生了不同的激励效应,扩大薪酬差距对高管的生产行为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员工的生产行为却产生了负向影响;高管和员工的生产行为对企业绩效都具有正向影响,但员工的生产行为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更强;总体来看,扩大薪酬差距对提高企业绩效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管薪酬契约、风险控制与企业绩效——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视角,运用2008—2013年中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风险控制、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差异;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制度;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绩效相适应。     

媒体关注度、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以2010年至2016年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数据样本,从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和媒体关注度两个角度分析了二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水平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责任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高管-员工薪酬差以及媒体关注度都能提升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水平;并且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影响更大;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可以提高企业受媒体关注度,并且媒体关注度在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同时,受到媒体关注度越高的房地产行业企业,高管-员工薪酬差距对社会责任水平以及各利益相关者责任水平的影响程度越小。     

股权激励计划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现有关于股权激励的理论认为,一方面,股权激励有助于缓解高管与股东间的委托代理冲突,进而帮助企业实现更高的价值(激励假说);另一方面,股权激励被认为是对高管的一种补偿,是高管权力的象征,对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并无益处(福利假说)。基于我国上市公司2005—2017年样本,采用实证分析方法研究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实施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其组织资本会得到显著提升(这一结果支持了激励假说);公司的内部治理机制及外部治理机制与股权激励的作用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股权激励对企业组织资本的积极效应在企业独立董事比例越低、监事会规模越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低的情况下越显著。因此,企业在制定股权激励策略时,除了考虑短期绩效改善之外,可以将股权激励与企业长期发展所需的组织资本积累相结合,综合考量企业自身内部与外部治理机制的完善程度,从而达到效用最大化。     

混合所有制、高管激励与创新投入

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以沪深A股混改国企为样本,以2014—2018年为数据窗口,以委托代理理论、锦标赛理论、股权激励理论等为理论基础,考察了不同股权混合度企业中高管薪酬差距和高管股权激励对R&D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全样本中,高管激励对R&D投入具有积极影响;进一步区分股权混合度后发现,高管薪酬差距以及高管股权激励与R&D投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完全混改"企业中更明显。因此,混改国企未来在不同的混改程度下,应建立有差别的高管激励体系,更好地提升企业的创新动力,以保持可持续的成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