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代城市规划历史及其范型研究(1843～1949)

1843年开埠之前,上海只是一个中等县城.开埠之后,外国殖民者将西方城市建设导入上海并由此带动了上海老城区的改造,促使上海近代城市规划的形成,上海亦由此加速发展成为远东国际大城市.上海近代城市规划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缩影,其发展演变的三大阶段:从新市区建设到老城区改造走向局部城市规划以及城市整体规划,亦是近代中国主流城市规划的基本特征.     

天津近代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60～1949)

与上海、武汉辟有多国租界一样,天津辟有九国租界,租界的建设对天津近代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根据1860～1949年89年间的天津近代城市规划,提出了"租界扩张与马路建设→城市局部规划建设→城市总体规划"的历史分期及其发展历程,分析了租界规划建设、中国人的城市规划建设、日本占领下的城市规划、战后城市规划的恢复与发展等城市规划主要内容,阐述了天津近代城市规划特征.     

简论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对上海近代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影响

作为鸦片战争中最早开埠的城市,上海逐步脱离了中国传统的城市发展、形态和布局模式.开始受到西方城市规划的影响.本文将上海自开埠至建国这一历史时期的城市发展分为租界发展时期(1843年至1927年)、国民政府<大上海计划>时期(1927年至T937年),日本占领上海时期(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大上海都市计划>时期(1945年至1949年)四个阶段.详述了各时期几次规划的主要内容,分析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与规划实践对上海城市发展与规划的影响.本文认为近代上海是中国接受西方城市规划理论的先锋据点,从一定意义上代表了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发展状况.     

沈怡——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实践者

在推动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新型市政学者中,沈怡是一位实践先驱及重要代表。他主持了"大上海计划"系列都市计划的编制、南京都市计划的编制,并参与了相关规划实践。从人物史的角度,分析沈怡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考证其参与的近代城市规划实践,剖析其规划思想的主要来源——孙中山《实业计划》、欧美城市规划理论、民族主义思想、民主主义与民权主义思想,总结其对近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将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     

上海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1845-1864)

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租界作为新兴的城区在经历了短暂的混乱后比较快地进入了有序发展的阶段.笔者从解读上海《土地章程》中涉及的城市建设内容着手,通过对1855年和1864年两份上海地图的比照研究,勾画出了上海近代城市规划的雏形.     

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与特点

本文是作者通过国际间的比较,研究由于欧美城市规划理论向世界各地传播之后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基础研究之一。选取与中国近代城市有特殊关系的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综述探讨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是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源流之一。     

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城市规划范型的历史研究

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中的组成部分之一。为了提示城市规划发展的演变规律,从城市规划范型的角度,对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进行历史分析。从中得知国外城市规划思想导入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三种主要途径。国外城市规划在中国的导入过程也是近代中国日本侵占地的城市规划范型的形成与转变过程。这种对中国城市规划的影响是随着西方城市规划的发展而展开的,也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不同战争程度而展开的,反映了这一段城市规划历史的侵略与战争色彩。     

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与特点

本文是作者通过国际间的比较，研究由于欧美城市规划理论向世界各地传播之后的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的基础研究之一．选取与中国近代城市有特殊关系的1945年前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综述探讨了日本近代城市规划发展过程及其特征，是影响中国近代城市发展的源流之一．     

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史上的民族主义思潮

通过分析研究中国近代史上的社会思潮,辨清中国近代城市规划发展演变的特殊性,揭示中国近代城市规划文化內涵中的民族自我和民族独立意识.同时,探索不同历史时期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推动下之城市规划的思想內容、类型结构,探究近代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的民族主义思潮之特征.     

香港城市化初期的城市规划历史研究(1841-1904年)

香港由一个渔港村落快速演变为国际大都市而受到世界瞩目,是典型的近代新兴殖民城市。从城市规划史学的角度出发,选取1841-1904年之间的香港近代城市的形成及其城市规划为研究对象,探讨了香港近代早期城市发展的动因及其城市规划的历史分期和特点,剖析了该时期内城市规划理论的发展、城市建设活动的内容、规划管理机构的演变,进一步补充完善了香港近代城市史学研究,并为中国内地城市的城镇化进程提供宝贵的历史经验。     

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发展及其演化进程

简要回顾了解放以后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和实施情况,总结提出了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若干发展趋势,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政策性建议。     

旧城更新中的规划制度设计与个体产权定义——新加坡牛车水与广州金花街改造对比研究

界定明晰的产权在保持城市有序有效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产权又是为制度所定义的。在旧城更新中,通过制度对产权的明确与限制,可以约束参与者的个体行为,从而实现整个城市发展的公共目标。本文通过对新加坡牛车水和广州金花街两个典型改造案例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发展目标和现状产权结构决定了旧城更新中不同的制度定义,而新设计的制度与基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则决定了旧城更新中的差异行为。以此为基础,文章强调清晰明确的产权定义是有效推动旧城有序更新的关键,而规划应作为明晰产权的重要环节在旧城更新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我国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理论初探

本文结合我国目前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背景及特点,论述了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推动城市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对策及建议,使公众参与成为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制度化、法律化的环节,这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新版《城市规划编制办法》中城市增长边界的思考

2006年新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明确提出在城市总体规划纲要及中心城区规划中要划定"城市增长边界",用以限制城市的发展规模和划定城市的建设范围.划定城市增长边界是西方国家在对城市蔓延式发展反思过程中提出的一种技术解决措施和空间政策响应,当前已成为美国控制城市蔓延发展最成功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之一.我国与美国在发展阶段、土地制度、政治制度方面均存在差异,为了确保城市增长边界概念引入后与现有规划体制相适应,应坚持区域统筹发展原则,选择合理的城市发展模式,改变传统城市建设用地边界线的确定模式,保障城市增长边界的实效性.     

香港、台湾地区及国外城市规划机构设置研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城市的发展机制发生重大变化,城市规划调控的对象日益复杂化,城市规划管理的难度加大。原有的规划管理体制已无法满足城市规划管理的需求。在２１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国有必要借鉴中外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体制的成功经验。完善各级城市规划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职责,健全机构,促进城市规划事业的健康发展。本文介绍了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及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城市规划机构的设置情况,供国内各级城市规划管理机构改革时参考。     

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思考

当前浙江省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造成"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不合理现象,它是原有经济、社会体制作用下的必然结果,要加快推进城市化,不仅要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更重要的是要突破原有体制的阻碍,进行制度创新.本文从城市要素的空间集聚、城市建设的资金与土地指标、城市管理体制和区域发展协调机制等方面探讨了制度创新问题.     

提高城市规划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新加坡经验借鉴

针对新加坡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发展特点,系统总结了新加坡城市规划的成功经验;与新加坡城市规划相比较,认为我国现阶段城市规划中存在着规划前瞻性不够、城市特色研究缺乏、规划之间难于协调、编制与实施脱节等问题;基于我国城市化加速期城市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从制度设计、规划研究与编制、实施管理和监督等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城市规划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发达地区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变革研究

结合发达地区县(市)域①开展的城镇体系规划,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区域一体化进程等背景变化是规划变革的主要动因,规划必须应对这些背景变化提出适应性的变革要求;从发展的趋势来看,战略问题、规模问题和外来人口问题是发达县市城镇体系规划变革的主要驱动力;针对发达地区县(市)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及发展要求,认为发达县(市)城镇体系规划重点将转向突出发展战略研究及空间管制规划,弱化“三个结构规划”,强化片区规划组织,从新的视角研究区域支撑系统规划,并提出了乡镇联盟、规划垂直管理、跨区域增长管理等相应的实施机制,增强城镇体系规划的实施效力。     

The 1968 Tehran master plan and the politics of planning development in Iran (1945–1979)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planning Tehran’s urban development from 1945 until the 1979 Islamic Revolution. It shows how the geopolitical context of the Cold War, and the political agendas of multilateral and bilateral development agencies (i.e. the World Bank and the Ford Foundation), together with the specific circumstances of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of Iran, were decisive in shaping the Iranian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mergence of a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ning approach. Moreover,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critical role of the Iranian technocratic elite and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in establishing planning institutions and advocating for a vision of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The focus here is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lan Organization’ as the first modern planning institution in Iran, and the ways in which this institution played a key role in shaping Iranian expert culture and urban planning practices. By examining the links between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urban planning, this paper presents how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ning emerged as the preferred model for the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Iranian cities. The focus here is on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ehran’s 1968 Comprehensive Master Plan.     

城市规划在可持续中国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理论讨论的基本共识集中在经济效率、社会公正、环境可持续,以及为达到前述三目标的制度安排.城市规划究竟能够在市场经济引导下的城市可持续发展中起什么作用?城市规划作为制度可以在城市土地开发竞争中起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从而促进城市的经济效益;城市空间规划能够与生态技术结合为创建生态城市作出有效的贡献;但是规划本身不具备机制能够积极地改善社会公正.除此之外,规划完全有能力在睿智发展和紧凑城市的两个领域推动中国可持续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