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誉这颗“雷”:减值还是摊销?

笔者通过梳理会计学和会计实务中的商誉概念及其计量方法,总结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的商誉确认与计量规则,提出应该基于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和收益确认观念来思考商誉减值还是摊销的问题。笔者认为,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的逻辑和发展方向,商誉不应该进行摊销,而是继续采用现行的减值处理方法;但若考虑商誉会计处理中的实践问题和当前财务会计从以利润表为中心向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混沌特征,则可以把商誉视为一个"费用库"(而非资产)进行分年度摊销(同时减值测试),抑或一次性处理。笔者认为,如果A股上市公司2018年之前的商誉减值会计处理被操纵了,有巨额的减值损失未被确认,那么,即使商誉减值改摊销也并不能排掉商誉这颗"雷",因为商誉摊销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减值准备。当然,如果我国资本市场是有效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中"爆炸"的商誉"雷"并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雷"。笔者还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并不是采用权益结合法来处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是采用"历史购买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的。     

关于企业合并商誉会计核算问题的思考

文章研究了相关会计准则关于商誉确认和计量方面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对策。根据对新会计准则关于合并商誉会计处理和计量的深入分析,研究发现:企业合并商誉初始确认方面,主并方合并成本和被合并方净资产难以公允计量,并且没有计量负商誉;在合并商誉后续处理方面,存在减值测试时点唯一、资产组难以确认和难以在资产组合理分摊等问题。从初始测试和后续处理两方面提出了相应对策:提高会计人员素质、负商誉分情况处理、增加合并商誉减值测试时点、扩大资产组的认定范围以及合理分摊合并商誉等,以期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提供参考。     

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动机及后果探析

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经济资源,商誉反映企业并购资产的潜在减值,是外部投资者评估企业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现金流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基于商誉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诸多学者对商誉及其减值会计处理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大部分研究以理论探讨为热点,关于商誉会计处理实务操作方面的研究较少。为使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方面的研究更加完善和全面,本文从商誉会计制度的发展变迁入手,选取案例企业并基于盈余管理和顺周期效应视角开展企业商誉减值会计处理动机及后果的分析,挖掘案例企业有价值的信息,对健全商誉理论及企业实践等方面均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企业商誉现行处理规定的弊端及其改革建议

以政治经济学资本价值循环及周转理论为基础,分析指出了商誉作为一种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必定会有损耗,损耗的这一部分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会随之转移至成本费用,并随着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循环与周转,进而得到补偿。当前会计准则虽然允许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但税法不允许商誉减值在税前扣除,从而使得商誉投资陷入沉淀,导致企业的这部分投资补偿不足,对企业的经营产生负面的影响。文章采用规范研究方法,演绎推理和比较分析了会计与税法规定对商誉的差异原因,进而提出商誉摊销和税前抵扣的改革建议。     

净空高度法在商誉后续计量中的应用研究

近年来,A股掀起并购潮,商誉的计量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热题。针对现行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存在的理论缺陷,本文基于IASB提出的净空高度法设想,结合目前我国A股市场商誉具有的特点,提出从理论上改进现行商誉减值测试的方法,将收购前未被确认的净空高度账面价值计入资产组的账面价值中,通过比较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与资产组含商誉含净空高度的账面价值,判断资产组是否减值,从而使得商誉减值确认更加准确及时。本文通过案例演示整个方法的计算过程,并对方法做出了评述。     

论商誉的资产减值对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

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有可能影响净利润。去年,多家A股上市公司由于商誉"黑天鹅"影响净利润而导致业绩跳水。企业在收购一家子公司的时候,针对子公司无形资产的估值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估计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出现高估值和高业绩承诺的"双高"情况。商誉初始计量以及确认的难度很大。本文对商誉的资产减值影响企业业绩进行研究,多角度为商誉研究提供新的证据,为管理当局提供合理的商誉会计处理参考依据。     

新会计准则、资产减值与盈余管理

文章以2007—201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来自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及现金流量表的解释变量,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资产减值计提行为中的影响因素和各种盈余管理动机。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资产减值计提受经济因素的影响;(2)资产减值计提中仍然存在以"大清洗"、扭亏为目的的盈余管理动机;(3)配股公司资产减值计提更多的是出于会计稳健性的要求而非盈余操纵,新会计准则在强化会计稳健性、抑制盈余操纵方面取得了初步成效。     

业绩“暴雷”与并购商誉会计计量——基于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的分析

巨额商誉减值造成近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暴雷"现象频发,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并购商誉会计计量问题的激烈讨论。文章在梳理商誉形成与计量的基础上,对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进行国际比较与讨论,通过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研究发现,收益法估值模式为高额商誉的确认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商誉的资本化处理模式形成巨额减值的"堰塞湖",商誉"只减值,不摊销"的后续计量模式存在人为干预的可能。基于此,对我国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提出建立追责机制、提高商誉估值准确性以及商誉初始计量采用费用化模式、后续计量采用摊销与减值并用模式的政策建议。     

资产减值会计理论研究

资产在当前经济社会环境下,既是经济学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会计学中的重要概念。资产减值会计在当前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运用有利于企业资产减值的真实反映。本文在参阅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之上,并结合自身的一些浅薄见解,从资产减值会计的概述及实质、资产减值会计理论体系的产生原因和理论基础、我国资产减值会计理论体系的成型和发展、资产减值会计理论在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以及资产减值会计其他问题等方面来对资产减值会计理论展开简要分析与论述,为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提供部分理论上的支持与指导,推动企业定向快速发展。     

并购商誉、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从债务契约有用性的角度出发,选取2016—2018年剔除金融保险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这项会计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在资产中的占比和商誉减值程度都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在商誉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中,审计意见和公司信用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还结合手工收集的单笔银行借款数据,从银行债权人的角度分析商誉信息和银行借款利率的关系,发现商誉在资产中的比重与银行借款利率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