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有效性研究

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国有企业受到来自政府的各种干预。由于政府干预的刚性和滞后性,可能会对国有企业的薪酬契约产生外溢的效果,即隐形契约的形成。文章对国有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政府干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的作用机制及对高管薪酬激励有效性产生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在地方国有企业,政府干预影响了货币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强化了在职消费、政治晋升等隐形激励对货币薪酬激励的替代,过度的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负面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在职消费与公司财务绩效文献综述

高管薪酬激励问题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公司界,成为学者研究热点。高管薪酬既包括显性的货币薪酬和股权激励等,也包括隐性的在职消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高管显性激励与在职消费以及在职消费与财务绩效这两个问题进行全面的综述并给出自己的见解。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在职消费:激励还是自利?——兼论政府“限薪令”的治理效果

在职消费作为高管的隐性薪酬,具有一定的激励作用,但同时作为代理成本,对企业的绩效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基于此,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7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管理层权力会促进在职消费,且这种促进作用只存在于限薪前,在限薪后未发现这种促进作用。同时,检验了高管货币薪酬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职消费与货币薪酬之间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且这种替代关系在限薪前后未发生显著变化。在职消费是管理层权力和货币薪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代理观"和"效率观"的有机统一;"限薪令"这一政策通过抑制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促进作用,发挥了一定的外部公司治理效应。     

上市公司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模式的比较研究

薪酬激励问题是影响现代公司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以往针对高管薪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探讨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文章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适合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的不同模式,通过上市公司高管人员激励制度的相关数据分析,进行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两种激励模式的比较,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制度决策提供建议,从而改善公司治理,增强竞争力。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的优化研究——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为例

基于厦门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普遍存在薪酬结构不合理,缺乏有效的高管薪酬评价体系问题,形成激励不足和激励不当现象。加大对高管的激励力度,优化薪酬结构应合理搭配高管薪酬的长短期激励比例,合理安排高管的非货币性薪酬,合理安排对高管的股权激励,以解决企业薪酬管理中出现的问题。     

竞争战略框架下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研究——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4到2016年沪深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从企业产品竞争战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薪酬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高管权力对货币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削弱作用,对于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增强作用。企业实施的产品竞争战略不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不同。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高管薪酬激励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我国A股市场2008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业绩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业绩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我国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并没得到充分的应用,高管股权激励机制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