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与量刑的科学化研究

量刑是人民法院对犯罪分子裁量决定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正确定罪是正确量刑的前提,定罪不准,必然会出现错案;有时定罪虽然准确,但量刑不当,同样会造成错判。量刑是否适当,是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正确量刑,切实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称,才能发挥刑罚保护人民、打击犯罪的重要作用,实现刑罚的目的。司法实践中能否真正做到正确量刑取决于客观与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讲,尽管我国新刑法的出台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好评,但是,在量刑问题上并未作出实质性的改良,法定量刑幅度过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     

小谈量刑中自由裁量权的限制——以我国独立量刑程序中的证据制度为视角

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法官在定罪量刑不能独立分离的审判程序中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更有可能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量刑证据制度需要在独立于定罪程序的量刑程序中构建,充分吸收多方厉害关系人的参与证明。同时由于量刑程序同定罪程序诸多差异,相应的其证明规则在许多方面必定也存在着差异,需要实践和理论的不断探讨和完善。     

论量刑失衡的防范与控制

量刑失衡是刑事司法领域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造成量刑失衡的原因主要有量刑自由裁量权的不当运用,刑事立法的模糊性,科学量刑方法的缺失和法官个人差异等.对此,可采用细化刑事法律,完善司法解释,制定相对统一的量刑基准,强化刑事判例的作用,改进量刑方法.推行检察机关提出量刑建议的制度和在判决书中展示量刑理由等措施来防范与控制量刑失衡.     

量刑证据——法官量刑裁量的基础

法官量刑裁量的合理性取决于法官接触量刑证据信息的时间、承担量刑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证明中的力量对比和具体的量刑证据制度。定罪证据与量刑证据有不同的制度逻辑,我国法官使用相同的证据规则处理定罪证据和量刑证据不利于量刑证据信息的获取和法官量刑裁量的作出,平衡量刑程序中控辩双方的力量、重置量刑证据制度、充分保障法官接触量刑证据的时间和量刑证据信息占有量是解决量刑问题行之有效的方法。     

定罪因果关系及认定标准的建构——从两个案例切入

我国刑法中传统因果关系学说的混乱导致了司法实践的“手足无措”,因果关系理论的完善应沿着以下路径进行：刑事因果关系应分为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事实因果关系解决归因问题,法律因果关系解决归责问题。法律因果关系分为定罪因果关系和量刑因果关系,而定罪因果关系又是因果关系问题的核心问题,其认定标准包括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     

以危险程度判断为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定罪量刑影响因素研究

自醉酒型危险驾驶罪入刑以来,入罪群体增加及量刑恣意性问题均指向更加合理准确的定罪量刑考量。通过论述以醉驾犯罪这一抽象危险犯危险程度的大小、有无这一变量为轴连接抽象危险行为与结果、规范与法益,将对本罪的定性与刑的量化关系研究提供可能。同时在该罪法益保护结构所体现的“二元+冲突”本质需求中引入危险程度判断,拉近抽象法益与具体法益的距离,将抽象法益的边际向具体法益周延,使风险预防与自由保障形成合理比例,符合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从而证实依靠危险程度使该罪定罪量刑更精准更合理的司法可能。     

犯罪数额在受贿行为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以数额为中心对受贿罪定罪量刑已是通行的惯例,但这与受贿罪的渎职特性不相一致,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应提高其他情节,如受贿入的主体、违背职务的程度等在受贿罪定罪量刑中的地位．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标准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定罪事实与量刑事实适用统一的证明标准。而大陆法学与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将量刑事实划分为不利于被告人的罪重量刑事实与有利于被告人的罪轻量刑事实,进而分别适用不同证明标准。文章主张将量刑事实分为法定量刑事实与酌定量刑事实,法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酌定量刑事实应当适用优势证据证明标准。     

冒用型信用卡诈骗罪研究

冒用他人信用卡是信用卡诈骗犯罪中一种常见的犯罪形式,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争议问题也比较多。首先从冒用信用卡诈骗犯罪的行为界定入手,全面论述了冒用行为的基本内涵以及被冒用"信用卡"的类型。对于在司法实践中争议较大的人机互动型冒用信用卡的行为定性问题,认为应将其定为信用卡诈骗罪而非盗窃罪。此外,对于行为人通过其他犯罪手段获取信用卡后冒用的问题,则需要根据手段行为的不同性质及其罪刑的轻重分别定罪量刑。     

论虚假诉讼行为的定罪

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用两个条款规定了虚假诉讼行为。当务之急是对民诉法修正案的两个相关条款作出司法解释,以规范惩治虚假诉讼犯罪的司法实践,结束同事不同罚的混乱局面。目前应当适用刑法第307条和第313条分别以帮助伪造证据罪或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来对虚假诉讼行为定罪量刑,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处罚。     

论教唆他人自杀行为的定性

对于教唆他人自杀是否构成犯罪,若构成犯罪又是犯何种罪的问题,在理论界存在很大争议。本文通过探寻外国立法,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现有的法律规定,主张教唆他人自杀的行为具有可罚性,但鉴于我国对此行为还没有单独定罪,故仍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     

人身危险性理论研究

人身危险性作为犯罪人的一个内在构成因素,契合刑法定罪量刑以达到刑罚效果的理论预期,与刑法所追求的宽严相济政策及价值理念密切相关,故受到众多刑法学家的极大关注,引起了不同刑事学派的理论争鸣。本文通过对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系统梳理及实证分析,希望能为该理论在刑罚执行方式中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论独立量刑程序的价值——以《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为基点

量刑程序是刑事诉讼程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量刑程序在我国的确立是司法公开、公正的具体体现,标志着我国法治水平在向高处迈进,对司法实践和被告人的权利保障将会产生深远影响.     

司法量刑均衡理论及其实践探索

遵循司法量刑均衡原则是合理的,但在司法实践中也应兼顾刑罚个别化原则和差别对待原则,在量刑指南约束下合理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建议法官采取总体控制与微观调节相结合的方式,动态调整,制度约束,繁简分流,从而有效提高审判效率。     

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

为限制法官滥用裁量权、使量刑过程更加透明公开化,我国量刑程序改革不能忽视被害人的作用。正义理念奠定了被害人参与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赛伯、比鲁夫和洛奇先后提出了被害人参与的刑事诉讼第三种模式,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被逐渐重视。被害人在量刑程序中,可以通过出席庭审、参与量刑证明、发表量刑意见、量刑说理来积极地影响量刑裁判的形成。我国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基础上,从制度上设计和完善被害人量刑参与权的保障机制,履行告知与保护义务,重视被害人在量刑证明和量刑建议环节的作用,强化量刑说理,并在特殊案件中尝试被害人参与的恢复性司法活动。     

被害人责任法定化初探

被害人在犯罪进程中承担着事实责任,这种责任经规范评价后应该成为影响犯罪人定罪量刑的情节.分析了被害人责任法定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在对被害人按责任程度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提出了将被害人责任法定化的路径.     

污染环境罪量刑基准确立的问题研究——以辽、渝、苏高院地方实践为例

污染环境罪量刑基准的确立,利于规范本罪的量刑,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达到量刑公正。在理论上层面上,我国关于量刑基准的研究较多,但专门针对污染环境罪量刑基准尚未见。在法律层面上,《刑法》第338条及修正案对污染环境罪的量刑只规定了法定刑在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和法定刑在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幅度内量刑,并没有在法定量刑幅度内进行细化。在司法实践中,最高院出台的《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的指导意见》对其没有进行规定,而在地方只有辽宁、重庆、江苏高院对污染环境罪的量刑基准的确立进行了实践探索,但三个高院的规定存在明显的差异性。为了量刑公正,最高院需尽快出台指导意见,并允许地方各省制订自己的量刑基准。同时,除了遵守量刑基准的一般规定,还应当充分考虑污染环境罪的特殊性对量刑基准的影响。     

论均衡量刑权的思路及走向

依照目前的法律规定,法官量刑权只有授权而没有控权,导致刑事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过于宽泛,行使不当直接影响司法成品的质量,影响法律的公信力。我国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过大提出,要从立法上进行控权和司法实践操作上同时进行控权的观点,并具体构建了均衡法官量刑权的思路与走向。     

侵犯财产罪的财产数额认定问题探讨

刑法规定的侵犯财产罪,大多数罪名涉及对有关财产价值的认定问题.犯罪数额的认定,直接关系到对行为人进行定罪量刑.制定犯罪数额认定标准,应当综合考量行为人犯罪时的主观认识因素、客观事实情况以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未成年司法律师制度的几个突破点

近30年来,我国未成年司法制度发展迅速,涵盖公、检、法、司等多个部门,建立了一系列颇具特色的未成年司法制度,但是,律师在未成年司法中的专业性和特殊性被轻视了,未成年司法律师制度尚未建立,更没有融入到探索中的少年司法配套体系之中。未成年司法是刑事司法的起点,律师要抓住未成年司法领域的机遇,在未成年人非监禁强制措施的推动、律师在场权、律师量刑建议权等几个方面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