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体系架构研究

市级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本轮国土空间规划的核心内容,是协同纵向和横向政府事权,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全过程,确保规划刚性控制和发挥战略引领作用的重要保障.文章基于空间治理和规划变革的视角,分析了当前杭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实施现状与存在的问题,针对规划管理全过程系统"补短板",初步探索了市级层面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框架...     

“规土融合”在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中的实践

"规土融合"一直是我国规划管理领域和政府机构改革的热点话题。自2009年武汉市实现"两规合一"以来,通过不断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武汉市以大力推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为目标,明确了以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为抓手的工作路径,以期实现规划与土地的有序衔接和统一协调,进而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实施性规划的提出,既要求科学合理地实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引导城市建设开发,又要从开发实施的角度有机衔接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加强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可实施性。研究基于武汉市重点功能区实施性规划的工作实践,明晰对"规土融合"的认识,挖掘实施性规划中体现"规土融合"的关键要素,从规划编制实践、工作框架构建到规划落实情况,总结实施性规划的编制内容、编制成果审批与应用以及工作组织与规划编制方法,对大城市重点地区实施性规划的科学操作模式及工作方法进行了探索。     

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2020年)实施评估

<正>为全面把握杭州总规实施情况,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提出对策措施,根据《城乡规划法》和建设部《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的要求,开展了杭州总规实施评估。实施评估首先理清了规划实施概念的外延内涵。规划实施包含实施环境——实施依据——实施管理——实施监督四个环节,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实施环境是前提,实施依据是准绳,实施管理是关键,实施监督是保障,环环相扣保实施。在此基础上,理清了规划实施"六性"     

厦门“降成本”规划供给体系改革策略

文章在剖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内涵的基础上,提出规划作为一种制度供给也需推进结构性改革,并分析现有规划供给体系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降成本"的角度,结合厦门的实践探索,研究变革规划供给体系的策略,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城市运行效率。首先通过推进"多规合一"、加强部门协同和聚焦规划对象,创新规划编制供给体系,建构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实现统筹规划,提升城市承载力和宜居度;其次改革规划实施体系,以五年规划和年度计划强化规划实施的时序统筹,以项目生成机制强化项目落地的部门统筹,强化规划统筹,提升规划引导项目落地的实施成效;最后完善规划监管体系,建立规划编制和管理的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一体化监管制度,通过清单管理、诚信体系和中介组织培育等,转变规划服务模式,遏制规划腐败。     

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刚性”与“弹性”

在控制性详细规划中,既需要"刚性"来保证规划工作的规范运行,又要以"弹性"确保规划实际操作中的灵活变通,只有合理把握了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刚性"与"弹性",将规划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相统一,才能更加适应市场的变化和规划实施管理的要求。本文通过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刚性"与"弹性"的一些认知与分析,探讨了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存在的问题及可行的优化措施,以期对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提供借鉴。     

未来城市及其规划探索的“杭州样本”

城市发展史就是人类对未来城市持续追求的历史,尤其是百年前,为应对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问题而开始探索"未来城市",随后长期延续着高技术指向性的发展特征。如今面对迅猛的技术进步,技术导向的"未来城市"陷入了误区,我们当重新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建构人、自然、科技协同的新型未来城市。进入新时代,面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面对世界城市发展的新趋势,中国亟需改变传统城市的发展模式,有责任、有义务向世界贡献未来城市的"中国方案"。本文以杭州"未来城市实践区"为案例,从发展路径、生活方式、空间营建、技术支撑、文化精神与善治等方面,阐述了对未来城市的理解和规划实践探索,以期对我国城市发展思路、模式、路径的转型提供启示。     

最多跑一次：大数据时代的政务服务模式创新——基于某市不动产登记领域改革的实践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大数据时代政务服务模式创新的地方探索,其形成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公共管理范式,扭转了以往政府中心主义的治理逻辑,是实质性推进简政放权和"放管服"改革的浙江经验。改革中探索形成的"互联网+政务服务"的整体性政府改革模式,撬动了跨部门的流程再造,打破了信息孤岛和制度藩篱,实现了政务标准化和数据共享。以全国办证速度最快的杭州不动产登记"最多跑一次"改革为样本,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从公民需求导向、协作整合机制、信息共享应用三方面探究改革的内在逻辑和管理意蕴,对于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打造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济南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实践

2007年济南市完成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工作,针对编制基础薄弱、规模大、缺乏技术规范等难题,制定了统一、完备的组织流程和技术准备,将编制分为概念性规划研究和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编制两个阶段,按照"片区—街坊—地块"三级管理单元进行规划控制和引导,突出土地使用控制和"六线"控制两个核心,此外,还通过编写《济南市控制性规划管理通则》和搭建"一张蓝图"规划信息系统,加强规划管理,保障规划的时效性。在实践的基础上,分析和探索了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调整优化的工作思路。     

杭州:公众参与旧城更新实例

与国内其他城市一样,杭州也在探索把公众参与纳入城市规划编制、实施过程的道路.如果说以前的规划公示只是让公众有知情权的话,那么近年来推行的"阳光规划"则是改变了以往规划"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形式主义,真正把公众意见切实反映在规划编制过程中.作为规划编制人员,作者有幸参与了杭州武林地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从编制到公众参与再到将公众意见纳入规划的全部过程,深刻体会到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和复杂性.因此本文将从旧城市中心地区社区发展特点分析入手,折射出旧城地区公众参与的独特性,进而对如何在进行控制详细规划过程中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机结合进行探索.     

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特色规划实践与创新——以湖北省十堰市城市风貌特色规划为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纷纷开展了与城市风貌相关的各种规划探索,在实践过程中,历经从最初基础理论的探讨、研究方法的摸索、内容体系的搭建,到目前更加关注实施策略的提出,相关规划的衔接与成果转化的运用这些实质性的能与地方规划管理相结合的研究。本文结合具体的规划案例《湖北省十堰市城市风貌特色规划》,阐述在规划编制过程中如何与地方规划实施管理相衔接,构建面向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全面指导规划设计与建设实践,以期搭建一个面向规划实施的城市风貌规划研究框架,为同类型的规划项目提供有益的参考。     

面向规划实施的空间规划体系构建——厦门市“多规合一”的实践与思考

“多规合一”的核心是体制改革,需要面向管理、面向实施;厦门在工作开展过程中注重了“多规合一”的真正应用,将其作为优化规划编制、实施与管理的系统性工作来做.面对城市转型所带来的发展需求,厦门发挥城市规模小、行政架构清晰、信息化基础好等条件,分四阶段循序推进“多规合一”,构建形成了面向实施的空间规划体系.厦门“多规合一”的创新主要体现在,通过统筹规划构建形成面向治理主体的规划编制体系,通过搭建平台形成开放协同管理的规划管理机制,通过统筹项目形成推动项目依规落地的规划实施机制.     

从“两规合一”到“多规合一”——上海城乡空间治理方式改革与创新

空间规划和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在城乡空间治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上海通过市-区-镇三级"两规合一"和以"上海2040"编制为契机的"多规合一"两个工作阶段,系统研究梳理了空间规划的编制实施管理工作。从统一规划体系、协同技术手段和简化行政程序3个方面入手,探索了横向上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为主体、融合其他专项规划,纵向上以空间规划体系深化落实空间布局和各项空间政策,贯穿规划编制、实施、监督的全过程的空间治理方式的系统性变革。     

英国“动态规划”理论及实践

英国的动态规划建立在过程规划和民主决策的思想基础上,但发展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动态规划视角"这两个新内涵。动态规划以利益相关者分析作为规划的出发点,按照"问题"、"原因"、"方案"、"评估与选择"、"实施"五个阶段编制规划,每个阶段有"临时性假设"、"讨论决策"、"整理总结"、"公示"四项工作流程,并进行动态地修正、实施。文章结合实例介绍了动态规划的具体操作方法,并探讨了动态规划中公众参与规划编制、动态灵活的规划视角、面向社会影响的评估等对于我国的启示,以期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城乡规划理论和实践方法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国家治理、国土空间规划与“央地”协同——兼论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及趋向

新时代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应立足于国家治理视角,以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建立贯穿中央意志、落实基层治理、面向人民群众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其中,理顺央地事权关系、推进央地协同是实现上述目标的关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演变过程中的央地关系发展可以分为计划经济时期、分权改革后、分税制改革后、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调控期、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时期五个阶段.每一阶段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与变革,都与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与央地关系的转变密切相关.面向新时代,我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央地关系将呈现出全新的协同趋向:(1)权责对等,央地分权与市场化改革同步进行,建立清晰的制度化分权模式;(2)各司其职,中央政府强调战略指引、底线管控、局部聚焦,地方政府关注要素配置、增质提效、权益协调;(3)协同共治,以区域-要素统筹为指向、以自然资源治理为支撑的规划将成为完善央地关系的重要试验场.     

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划定与实施的实践探索

城市开发边界是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统筹调控区域城乡空间、生态空间的制度安排,是保障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的公共政策,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杭州市把划定城市开发边界作为城市总体规划修改的重要内容,作为城市空间布局和基础设施布局的基础性依据。在划定方法上从区域整体和长远发展要求出发,以"谋取最大公约数"的理念,结合人口、设施和经济活动的布局需要,通过部门协商统筹,将依法依规梳理出的18个空间管制要素整合形成满足各项要求的"空间一张图",坚持于法有依、空间落实、多规融合、简便易行。制定了《杭州城市开发边界实施规划》,按照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总体要求,分类处置开发边界外的现状建设,细化开发边界外空间保护利用要求,促进开发边界内外功能融合,建立包括制定条例、动态监控、政府考核、社会监督等方式在内的长效管理机制。     

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以S市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例

空间规划作为市场经济的治理工具,其空间融合和政策协调的核心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部门分割的空间规划协调机制已经逐渐不适应空间发展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空间规划间的协调也因此受到各界普遍关注。在试图构建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关系的分析框架后,以S市"十一五"时期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案例,探讨我国市县规划协调面临的诸多困境。一方面,相比"十一五"前的规划编制协调,由于2000年以来部门规划趋于综合性,并都试图从部门内加强空间管制,以及S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增加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导致了"三规"协调的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受到政绩考核和权力下放、财权和事权、规划审批和实施不匹配的影响,规划协调和空间管制沦为地方和中央博弈的手段。总之,地方以土地为中心的积累模式,中央政府土地指标的计划管制方式,结合规划部门管理的分割造就了S市空间规划间各种矛盾。     

详细规划的分裂与转型——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政府的管治工具

中国的改革是政府管治经济发展方式的改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详细规划的目标从“落实项目”转化为“吸引投资”,规划逻辑从“项目——用地”转化为“土地——投资”;1980年代的经济开放和规划改革将详细规划分化为以“建设项目”为核心内容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以“建设用地”为核心内容的控制性详细规划。在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详细规划的分裂标志着政府的角色从发展主体分化为发展与管制的双重职能,控制性详细规划成为城市发展的管治工具,治理的模式从部门建设协调扩展到兼顾社会公平的法制化管理,管制对象和管理工具的转变促进了政府部门关系的重构。     

空间治理之“道”:源自老子哲学的启示

按照国家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作为"空间治理"政策工具的城市规划也纳入到了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分析主流城市规划的历史嬗变,认为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门解决城市问题的学问,必然从属于"问题导向",且整体上具有"城市问题—孕育新理论—产生新问题"循环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也被带入了"问题导向"发展的循环圈中。本文引入老子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性论方面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为规划转型提供了本土哲学的探索。     

The Evolution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Its Influences on Rural Spatial Planning

This paper review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a's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ndicating that the current system of "township governance based on village autonomy" is facing a new situation such as the weakening governance capacity of grass-roots authorities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governing bodies. Aiming at promoting practical rural planning, the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about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public goods supply, and rural planning reform. It divides the rur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public goods supply into three categories: government, community and market. The paper then focuses on how to achieve a community-based supply of public goods via emerging "rural organizations," as well as on how to transform the public service center allocation and spatial planning philosophy and methods in rural planning accordingly.     

地方政府行为变迁与城市战略规划演进

由于学科背景的差异,国内学者对于城市战略规划的认识存在诸多分歧。城市战略规划是"地方的事",要准确理解城市战略规划的起源、作用及其核心理论和方法论必须从地方政府行为特征入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内外社会经济形势的变迁,我国地方政府已经经历了"企业经营型政府"和"城市经营型政府"两个阶段。与之相适应,我国城市战略规划也经历了产业主导和空间主导两个阶段。在当前经济社会面临重大转型和城市政府正在朝着"治理型政府"演进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城市战略规划要以治理理论作为核心理论,积极推进城市战略规划从"政府主导"向"多元协调"转型、从"重结果"向"重过程"转型、从"宏伟叙事"向"嘘寒问暖"转型,使战略规划不仅真正成为凝聚社会各界的共同愿景,更要成为政府实现"善治"的政策平台和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