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功能区规划驱动下的城市规划转型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市规划转型发展都是"两型社会"建设的必然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一种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回归了主动引导和公共政策的本性,是对传统空间规划理念的一次重大变革。而作为传统空间规划的城市规划存在诸多弊病,转型发展成为必然趋势。研究通过梳理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市规划在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关系,以及分析两者的不匹配性,提出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城市规划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其具体驱动机制在于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对城市规划提出的要求。主体功能区规划驱动下城市规划转型的方向应是政策引导型规划、综合目标型规划、宜人特色型规划和主动引导型规划;转型的推动力在于政府,而推动政府的力量主要是绩效考核机制、公众参与和完善的审批制度。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应澄清的若干问题

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成为研究的热点,但规划的历史"欠账"、城乡联系的割裂、规划修编的程序公正缺失等问题使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步履维艰;一些涉及城市规划理念、公共政策制定、执行、绩效评估等方面的问题需要澄清.基于此,笔者认为规划师应善于规划过程的控制与引导,规划权威来自于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谋求利益平衡的规则或程序应当成为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转型的核心.     

“中规院杯”第8届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论文奖(第十四届全国青年城市规划论文竞赛)征文启事

<正>主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承办单位:中国城市规划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城市规划》杂志社竞赛主题:"新常态"语境下的城乡规划变革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蓄势已久的结构性调整与治理模式转型正在发生。在此语境下,我国城乡发展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趋势,直面更深层次的矛盾与挑战。如何应对资源环境紧约束、挖潜与优化存量、寻求内生发展动力、适应动态变化、强化区域协同、缩小地区与城乡差距、促进     

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的实现路径

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农业现代化协同发展是实现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时期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都要完成"新"的转型,实现从传统意义向现代意义上转变之后的"新"发展。因此,明确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业现代化"新"在哪里,二者从原来意义上的相互关系到"新"变化的协同发展有哪些不同,探索"新型"视阈下的二者协同发展的政策路径、制度路径、主体路径和推动路径,无论是对城市和农村各自的发展,还是对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范式的转换及对中国的启示

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和认识市场—政府—公民在城市发展的关系演变,提出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可分为结构与功能、理性与参与、合作与沟通三个范式,相应对应于自由市场(一元结构)、福利社会(二元结构)以及公民社会(三元结构)。通过范式的分析,提出城市规划理论是探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维护"人"的发展,有效介入城市发展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中国目前城市规划向公共政策的转型,如何寻求事实与价值的关系,借鉴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有助于中国构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市规划理论。     

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城市规划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也日益从以工具理性为导向转向以价值理性为导向,城市规划的公共政策特征日益凸显.城市规划是典型的城市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政策的一般特征,同时城市规划具有作为公共政策的独特属性,如不可逆转、技术性、艺术性、独特的政策形式等.     

“跨界与融合——城市规划的时代转型”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国外城市规划学术委员会、《国际城市规划》编委会2009年年会

中国的城市规划,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城乡巨变,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之路。近年来,在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它正在经历一场时代的转型:公共政策属性不断加强;外延不断向     

城市规划本质的回归

城市规划应在公共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领域为城市社会提供公共物品、维护公共利益、协调人际关系、保护弱势群体、谋求公平和正义;城市规划应在体现人的生存价值和社会价值方面发挥更多的作用.城市规划将从工具理性走向主体理性的全面复归.城市规划应当为联合城市中的各种力量"创造我们共同的未来"而创造条件,城市规划应当实现"四个转型".     

浅议社会经济型规划师——读张庭伟先生著作《中美城市建设和规划比较研究》有感

<正>1引言在计划经济下,我国城市规划的主要功能是落实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并在土地和空间布局上保证城市建设的有序进行;在市场经济下,我国城市规划成为政府在城市发展、建设和管理领域的公共政策,其重点正从工程技术转向公共政策。城市规划功能的转变必将     

论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对城市规划的支撑作用——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分析

城市用地分类表面上是针对土地属性和特征来进行用地划分,实则是基于反映人们目标与意图的土地分类方法。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发挥着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等作用。原《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施行下所存在的规划编制与规划管理脱节、城市规模控制乏力、公共服务设施用地控制要求缺乏所带来的公众利益难以保障等问题,都影响到了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新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适应当前市场经济条件的发展,针对城市发展转型及政府职能转变,在调控城市空间资源、维护社会公平、协调各方利益、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等方面,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作用的发挥起着技术支撑作用。     

城市规划的“公共利益”之辩——《物权法》实施的影响与启示

《物权法》的颁布和实施,使得"公共利益"成为讨论的热点。城市规划长期以来自诩为"公共利益的代言人",然而城市规划行为究竟能否代表公共利益需要从法律角度进行检验。本文介绍了公共利益的内涵和特性,并通过几个较具影响的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城市规划中的"公共利益"问题。文章的最后,提出了通过立法部分界定公共利益、借助正当程序和经济手段形成公共利益、仰仗司法体系救济公共利益等建议。     

空间治理之“道”:源自老子哲学的启示

按照国家提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作为"空间治理"政策工具的城市规划也纳入到了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中。通过分析主流城市规划的历史嬗变,认为西方现代城市规划作为一门解决城市问题的学问,必然从属于"问题导向",且整体上具有"城市问题—孕育新理论—产生新问题"循环的特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城市规划也被带入了"问题导向"发展的循环圈中。本文引入老子哲学,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人性论方面构建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为规划转型提供了本土哲学的探索。     

公共政策导向下城市总体规划“法条化”探索——以广州市为例

在总结近年来总规编制与实施工作存在问题和总规改革进展的基础上,对本轮广州总规编制工作中开展的"法条化"探索与实践进行了分析。认为广州总规"法条化"工作的本质是对总规公共政策属性的回归,其重点是强化总规内容的可实施性,是城市规划编制和管理工作的进一步法治化。本轮广州总规按照公共政策"可实施、可监督和可管理"的基本特征,同步开展了三规合一、深化市域三区四线、强化底线管控、创新和规范总规成果形式以及制定总规批后实施指引等探索,是从实践角度对总规"法条化"命题给出的尝试性解答,对于强化总规科学性、权威性和实操性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同时,对下阶段总规"法条化"改革可能的方向进行了展望。     

历史回眸与反思——写在“三年不搞城市规划”提出50周年之际

围绕"三年不搞城市规划"这一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史上的重大特殊事件,分析了提出这一决策的时代背景,剖析了其政治、社会、经济诱因及城市规划工作自身所存在问题的影响,进而阐述了"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对新中国城市规划发展的影响,并对这一历史事件进行了反思。     

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城市设计运作——基于二元思辨

文章从二元思辨的视角探讨了新时期我国城市设计运作的转型趋势。伴随存量规划与精细化治理时代的到来,我国的城市设计发展需要不断强化运作模式的"规范化"与"个性化"建设,并由此表现出二元转型的多重工作特点。城市设计在方式演进上逐渐从"设计控制"迈向"设计治理"、在作用途径上从倡导"公共政策"走向重视"产品设计"、在行动转换上从"设计活动"转向"社会动员"、在机制建设上需要"顶层设计"结合"基层创建"的力量推动。基于这4种二维观,文章从"适变"和"应变"两方面提出对我国城市设计发展的展望,以及如何更好地动态适应或主动应对变革趋势的相关思考。     

浅议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局部调整

控制性详细规划已成为我国城市规划实施管理的重要平台,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也是协调平衡各方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控规调整实际上是各种利益矛盾的再平衡。本文通过对目前控规局部调整中角色关系、启动和裁决机制、利益补偿等的分析,并借鉴美国区划调整经验,对完善控规局部调整机制提出建议。     

城市规划的“留白”之道

梳理了"留白"的艺术与思想源头,尝试解析了留白的本义及其思想内涵,认为"留白"作为一种朴素的规律和行事之道对城市规划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回顾了我国城市规划至今的种种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认为城市规划的多解性和城市的复杂性问题正需要"留白"的思想加以补充。城市规划语境下的"留白"思维内核主要体现在计利长远、格局为先、有机生长和少就是多。虽然留白的"白"具有多义性,但是当前城市规划语境下留白的内容主要在生态留白、市场机制留白、社会参与留白以及文化空间留白上,并分别对这几个方面的留白做了明确的界定和具体的策略梳理,进而尝试将上述"留白"内容纳入城市空间体系和规划体系。     

城市规划的信用:演变、危机与抉择

城市规划是一种具有“社会契约”性质的公共政策,理应接受信用程度的检讨。在当前我国公共讨论中,城市规划获得的认可和支持度都较低,表征的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问题。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的原因,发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城市规划体系形成的“制度模糊”,以及制度演变的路径依赖,造成规划的信用下滑;二,不同尺度的规划信用不同,并且,具有创新潜力的小尺度城市规划也面临信用危机;三,城市规划制度变迁和不同尺度规划中公众参与的同时缺位是决定性因素。因而,需要以提升城市规划的信用绩效为目标,调整城市规划的“制度性”设计:城市规划应是约束社会主体的规划;强化向权利讲述真理;推动制度完善下的治理优化。     

Policy Transition from Gated Community to Block System:Situation Study and Reform Approaches

The policy transition from gated community to block system, which is related to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and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has aroused many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public space. Through questionnaires and online-opinion survey, this paper fi nds that the public generally has a misunderstanding on China's new "community opening up policy." In detail, there is a remarkable group difference in the public's evaluation on this policy transformation. Those who have already bought houses mostly disapprove of the policy, while other groups have various considerations based on their own interest. The public's attitudes always have been infl uenced by different policy options and the ambiguity in policy implementation. Since the adjustment of urban space involves a wide range of interes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interest and public interest and tha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civilians have become complicated when some property owners use the immature "common interest" as an excuse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The situation becomes even more complex when the power and voice is unbalanced. Thus, rational communic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to guarantee the procedural justice of policies, and systematic reform should also be promoted to guarantee the substantive fairness of policies.     

新常态下反思规划变革中的新自由主义思想

对影响中国城镇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正反面的认识,分析其所倡导的产权市场开放、企业型政府、全球自由化对快速城镇化的推动机制,同时透析繁荣城镇化背后新自由主义对城市规划行为的误导,认为新自由主义中既存在可以汲取的合理思想,又需要对其错误进行科学的批判,这种基于反思旧常态提出新转型的思路,符合新常态语境的逻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城市规划在价值取向、行为主体、方法体系上的转型之路,并结合国家政策,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政府治理改革、城市住房保障系统等方面提出城市规划的应对举措,走向城市规划变革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