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采蘋》中“尸”字的训释

对《诗经·采蘋》“谁其尸之？有齐季女”句中“尸”字的训释,历代传本多作“主设羹”、“主祭”、“主持”讲,而徐灏《通介堂经说》和王夫之《诗经稗疏》对此提出了质疑。通过分析“尸”“主”的定义,联系《采蓣》描述的问答情形和《仪礼》中记载的祭祀礼俗,认为诗中的“季女”是师生问答之外的第三人,而“尸”、字应训为“主”,是指已故祖先神灵的象征。     

俞樾对文字学的贡献——简评《儿苫录》对《说文》的匡正

以俞樾所著《儿苫录》中所论文字为依据，肯定了俞樾在文字学方面的成绩：一是对《说文》中误训字本义的纠正；二是指出了《说文》中本为一字而分列为二的一些字。     

试论《说文解字》中的“词”“辞”“意”

对《说文解字》中“词”、“辞”、“意”的双重身份进行辨析。认为“词”、“辞”、“意”三词的第一重身份是作为被解释词出现在《说文解字》中,并且许慎对三词的含义也进行了解释;第二重身份则是作为训诂术语出现在《说文解字》中,“词”和“辞”是用来训释词义的．“意”是用来训释字义的。     

《诗经》中的丝绸描写

《诗经》中有许多关于丝绸的描写，通过这些描绘，使我们更加形象地了解到周代丝绸的知识。通过对“《诗经》手的丝绸生产过程”、“《诗经》中的丝绸种类”、“《诗经》中的丝绸颜色”、“《诗经》中的丝绸用途”四个方面进行具体论述，使人们对当时丝绸的生产状况、色彩、种类、用途等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从而为了解古代丝绸的历史与文化提供宝贵资料。     

《诗经》中的植物与中国艺术思想的"自然"关系探析

中国古代的神话与其他地区、民族有所不同。起码在先秦，中华文化并非以(或仅以)神话的形式解释“对象”——包括宇宙的生成与发展。可靠的早期古籍如《诗经》与《周易》都没有从神话角度对世界创生进行解释，倒是对自然与人伦非常重视。时间较晚的《老子》，说世界是由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而成，这不是神话，而是一种思辩，这在世界文化中是较为独特的。本文主要从《诗经》中所涉植物的角度，探讨中国审美文化中对“自然”的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的源流及其某些方面的性质。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孟子诗学述论

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卿大夫们赋诗言志的风气已经消歇,更加注重对《诗经》意义的探讨。孟子为了宣扬他心目中的王道和儒家思想,不仅强调《诗经》的历史价值和政治作用,并且提出了“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等诗学理论,对后人理解文学作品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在游说诸侯的过程中,孟子以《诗》证史,为自己的仁政学说提供让人信服的依据,《诗经》在孟子的手中成为了证成已说的权威文献根据。     

《诗经》“爰”研究

不同注家对《诗经》＂爰＂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其注解莫衷一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诗经》＂爰＂,探寻其真正意义和用法所在。研究发现,《诗经》中的＂爰＂均有实义,为单纯介词,可训释为＂於＂,表示处所。＂爰＂不存在内部结构层次关系,也不表示任何语气。     

《诗经》“爰”研究

不同注家对《诗经》"爰"的理解存在偏差,对其注解莫衷一是。运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研究《诗经》"爰",探寻其真正意义和用法所在。研究发现,《诗经》中的"爰"均有实义,为单纯介词,可训释为"於",表示处所。"爰"不存在内部结构层次关系,也不表示任何语气。     

论《金瓶梅》所借用的《西厢记》有明显的徐渭特色

文章从六个方面论证《金瓶梅》所借用的《西厢记》有明显的徐渭特色：一、徐渭评注《西厢记》的本色论在《金瓶梅》中得到充分体现;二、《崔氏春秋》与徐谓的“春蛇秋蚓”及全是“史公文字”的《金瓶梅》一脉相承;三、徐渭不仅精通北《西厢》也欣赏南《西厢》;四、南腔北调入徐渭对南、北方言及习俗均烂熟于心;五、徐渭评价《西厢记》中的人物形象特征与《金瓶梅》中人物形象相吻合;六、红娘是饶头是徐渭评点《西厢记》最重要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