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的“God＂中译名之争及其文化意义

19世纪,基督新教传教士为“God”的中译名进行了长时间激烈的争论,争论主要围绕着“上帝”、“神”和“天主”这三个名称展开.译名之争推动了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上帝”派深度把握了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而占据优势.     

近代医学和营养科学东渐与欧美传教士的作用

中国近代营养学不是土生土长的,是随着西方近代化学、近代物理和近代医学的产生而从国外引进的,它是“西学东渐”的一个小分支。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一方面他们利用自然神学为手段,达到传播宗教和西方价值观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也带来的一些科学知识,改变了中国的社会面貌和文化结构,为中华民族建立自己的科学体系发挥了作用。     

从传教士马国贤被控同性恋看中西文化冲突

明清时期中国流行男性同性恋.天主教强烈反对同性恋.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和一些商人学者强烈谴责中国当时的同性恋现象.罗马教廷所派传教士马国贤被耶稣会士指控为同性恋者,反映了不同修会的传教士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也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     

西方科学技术对中国古代计量发展的影响

古代东西方度量衡有着相当长的历史,中国古代人民以超常的智慧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学技术成就。但是,随着各朝各代封建锁国思想的日益严重,中国的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落后于西方。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将西方先进的计量科学引入中国,中国计量科学的发展也逐步加入了东西方科学文化融合的历史潮流中。     

清末《万国公报》的出版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万国公报》是清末外国传教士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长、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大的报刊。它是一种以传播基督教教义为直接目的刊物,但客观上也为当时的中国社会介绍西方人文和自然科学新知、启迪民智、推动中国社会变革起到了巨大作用。     

“中国营造学社”与20世纪前期中国建筑的新思潮

20世纪前期是中国建筑思想发生重大转变的阶段,此时形成了一种融合西方建筑与中国传统建筑于一体的新的建筑理念,而曾经盛极一时的“中国营造学社”对此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也曾有一些建筑理论方面的著作提及到这方面的内容,但至今尚未有人具体研究过“中国营造学社”与20世纪前期新兴的中国建筑思潮之间的密切关系。本文以“中国营造学社”为核心,从文献研究、学术活动、建筑师及职员等三个不同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这个学术团体对中国建筑史尤其是对中国近代建筑思想的重要作用及影响。     

西方自然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本土化

西方自然法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理”“天命”观存在义理上的共性,这一点为西方自然法思想的本土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大减轻了外来文化落地后的“排异反应”。作为一种权利学说和革命的理论武器,自然法思想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具有现实意义,其对于唤醒国人的权利意识、指导革命实践发挥了重要作用。近代学者对西方自然法思想进行了创新性改造,这种改造符合当时国情并最终为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西方自然法思想成为近现代中国法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     

传教士慈善事业的特点与启示——以民国时期社会救济为例

民国时期中国天灾战乱造成了数量惊人的难民,这构成了社会庞大的弱势群体。在这个特殊时期,特殊的传教士群体采取了很多措施对弱势群体进行慈善救助,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救助的作用。简述了民国时期传教士在中国进行的社会慈善事业的背景及其兴办医院进行医疗救济、兴办孤儿院抚养孤儿、筹资赈灾的主要救助内容,从救助的主体、慈善救助的思想基础、相关法律法规这三个角度分析了民国时期传教士慈善事业的社会救济的特点以及对当今中国福利事业发展的启示。     

李明《中国近事报道》对伏尔泰的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纷纷来华,他们将其在华的所见所闻著书立说,对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即是这样一本著作。此书对许多欧洲启蒙思想家都产生过影响,其中包括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伏尔泰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态度、开明君主专制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方面都受到李明此书的影响。     

中西创世神话对比意蕴探微

创世神话是中国和西方共有的神话母题,并分别对各自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中西方创世神话的对比,可以发现西方的创世大神上帝象征着“大母神”,而中国的创世大神盘古与女娲则分别对应“父权”与“大母神”。“父权”从本质上来看是反对自由意志的,因此西方基督教文化保护人的自由意志,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不是很欢迎自由意志的存在。     

“国王数学家“来华及其意义

“国王数学家“来华是中法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外国传教士如何对待中国礼仪的“礼仪之争“问题更加复杂,它促成了法国传教区的成立和促进了法国汉学的诞生.     

中西服饰审美比较

中国古代哲学观念和西方基督教对服饰的影响。去年的时候收看了中国健力宝“龙队”与西班牙“皇马”在北京工人体育馆进行的一场比赛。对于足球，我是个外行。只知道双方实力悬殊，不仅如此，我还注意到两队的球服在颜色的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反差。和以往很多次比赛一样，中国队一如既往地着带有红色的球服。其实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人尚红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中国人喜欢趋吉避凶，很重视吉事穿吉服，凶事穿凶服。这多半是受礼法的影响和制约。例如西方婚礼上新娘都穿着洁白的婚纱，因为在西方白色代表着纯洁。而在中国，白色在古代服饰领域属命运不济的一种颜色，民间以“红     

中国古代、近代思想家对鲁迅精神的影响

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是鲁迅生活与战斗的年代。这是中国社会急遽变化的一个历史时期。自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兵舰为商船开路，打开了中国古老的国门。清廷腐朽，国家将亡。从洋务运动开始，经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无数志士仁人，     

思维方式: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深层探析

古代曾经辉煌灿烂的中国科学为什么会在近代衰落,这是近代以来几代中外学者关注、思索的所谓“李约瑟难题”。本文系统地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运用比较学方法,比较深入地剖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别是其长于综合短于分析,强调模糊缺乏精确定量,重思辨而轻实证,满足于直观外推和经验比附的方法,以及一元性压抑创造性等特点,对近代科学衰落的深层影响。文章特别指出,现代思维方式（以西方为代表）出现了重综合、重直观、重模糊等倾向,但这是西方分析型思维、逻辑手段与定量化方法高度发展后的“回归”,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回归”。我们在思维方式上,肩负着补课与发展的双重任务。也唯其如此,中国科学才有全面赶超西方之希望。     

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

19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发生了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的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阐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自发进行的赈灾活动以及李提摩太在赈济活动中的贡献。     

李提摩太与“丁戊奇荒”

19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发生了持续时间长达4年之久的严重旱灾,史称＂丁戊奇荒＂。阐述了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自发进行的赈灾活动以及李提摩太在赈济活动中的贡献。     

贪婪是危机产生的根源

在全球金融监管问题上一项议题一再摆上议事日程，就是金融系统的薪金报酬问题。2009年初，国际银行监管组织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完善薪酬操作的新原则；美联储也将发表它在这方面的指南。西方几国财长放话说要用“更强劲的肌肉和锋利的牙齿”来将这问题“置于死地而后快”。     

觉醒与型塑：梁启超的时空观略论

在“进化”代言进步的观念影响下,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议题。进化论视角下的直线时间观所蕴含的过去／未来和落后／进步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产生“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二分法的理论根基。当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直线的那头——未来和西方——时,这一诉求显露了其将自身和中国纳入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叙事中的渴望,而其进化／进步的历史叙事方式因对普通民众具有“唤醒”的功能,从而在另一个纬度彰显出其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现代性色彩。     

中国文化下的管理理论与实践创新

中国管理哲学研究从起步到现在,开始对中国古典书籍和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形成中国管理哲学思想理论体系,并在中国文化下进行了企业成功管理实践的创新。西方管理阐述的重点是提高组织经济效益,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问题。受儒家文化影响,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一是注重国家整体利益;二是注重“修己”“安人”。西方文化其实是一种崇尚科学的“工具理性”文化,中国古代的东方管理之道,将其从政治层面成功地转移到经济层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性化”是管理的至高境界,是新理念、新思维,其管理的宗旨就是“仁治”,要求所有者以及经营者施“仁政”于国家、社会和民众。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继承了“以义为先”的思想来追逐利益,不取不义之财,注重长远效益,做到义利兼得。将中国文化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之中,在企业与公众的平衡点上寻求发展,对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有很大帮助。     

论郭沫若新诗理论的形成渊源

郭沫若诗歌的爆发期,适逢中西文化交汇的大好时机,他既受到中国传统诗论的熏染,也受到了西方浪漫主义诗论的影响.这使他同时汲取到了旧学与西学的养分,在思想结构和知识结构上造成一种崭新的类型.郭沫若对中西诗论的“误读”,是郭沫若诗论的一大特色,而这也机缘巧合的丰富了郭沫若的诗歌理论.无论是中国传统诗论,还是西方浪漫主义诗论,郭沫若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其影响,而是正是基于时代和现实的需要、根据自身的需要,从诗学发展的实践出发,主动地接受其影响、选择性地吸收、利用其因子并将其有机地融入自己的诗论中,最终成就了具有特色的“郭氏”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