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规"衔接技术措施的若干探讨——以广州市为例

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因为工作内容、重点不同存在一些矛盾,在实践中加快"两规"衔接对于解决城市发展和建设需求与土地供应的矛盾,统筹城乡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广州市上一版"两规"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用地规模确定、分类与标准、建设用地布局、控制指标等方面的差异.从规划编制技术层面上探讨"两规"衔接的思路和措施,在保留"两规"各自特色的基础上,促使广州市在新一轮"两规"的有效衔接,通过统一的基础数据、基础分析和规划主要内容的衔接,来实现"两规"技术层面的协调.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两规”协调方法探讨

本文以当前"两规"协调研究提出的相关协调体系为基础,通过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关于"两规"协调的具体实践,分析了"两规"协调的主要障碍,探讨了技术路径和工作方法,具体阐述了南京"两规"协调的五项基础工作和四项重点内容,并以实例形式对特大城市"两规"协调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机制

本文主要是针对当前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两规）之间产生的矛盾,根据规划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探求两者协调的理论基础。最后从两规的关系、工作方式、城市空间格局、用地分类统计标准、空间规划体系、规划管理体制等方面论述两规协调的基本策略。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协调编制的新范型——武汉市"两规"协调编制的探索与效果

武汉市在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以建立"一套数据、一个标准、一张图"为核心的"两规"协调成果体系为目标,通过建立协调平台,突出基础数据、建设规模与用地布局的协调,对"两规"协调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从规划体系看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作者首先从我国规划体系的现状特征出发,分析我国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简称两规）的关系和不协调的原因。然后,从构建新的规划体系着眼,提出建立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规划相协调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行政体系和规划运作体系。     

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的“两规”协调方法

本文以当前“两规”协调研究提出的相关协调体系为基础,通过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关于“两规”协调的具体实践,分析了“两规”协调的主要障碍,探讨了技术路径和工作方法,具体阐述了南京“两规”协调的五项基础工作和四项重点内容,并以实例形式对特大城市“两规”协调的工作方法进行了研究。     

浙江“两规”衔接的创新、不足与改进对策

城乡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之间的矛盾和分歧由来已久,对城乡建设和"两规"的权威性产生负面影响。浙江省通过将县市域总体规划和"两规"衔接专题报告进行法定化和制度化来推进"两规"的衔接,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浙江省的"两规"衔接方法存在衔接技术标准有待统一、衔接内容不够完善、衔接成果实施不够顺畅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改进对策。     

县市域总体规划探索与实践——以浙江省诸暨市域总体规划为例

为了进一步统筹城乡,推进新型城市化,浙江省在全省范围内推进县市域总体规划。作为浙江省最先开展的县市域总体规划之一,诸暨市域总体规划立足市域空间全覆盖特点,在"两规"衔接、城乡空间管制、规划与管理体系协调、GIS技术运用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论“两规”冲突的体制根源——兼论地方政府“圈地”的内在逻辑

"两规"都是对空间资源及其隐喻利益的一次再分配过程,"两规"协调本质是利益协调,技术理性不是"两规"协调的根本出路。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上的冲突是"两规"间矛盾的焦点,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地方政府圈地行为,"两规"矛盾不会被真正化解。地方政府圈地是折射上下级政府关系、政府和农民关系的一面镜子,其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为地方政府圈地提供内在激励,而土地制度内在缺陷和自上而下监控失效是地方政府圈地的两大外在诱因。遏制地方政府圈地,化解"两规"矛盾的根本在于体制机制创新。目前,"两规"协调亟需在上下级政府间、政府与农民间构建通达程序正义的利益博弈机制。     

过渡期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管控的核心问题与关键策略

市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是落实国家战略和平衡地方发展诉求的重要环节,也是规划编制的难点。文章针对当前规划编制实践中出现的“两规”目标难协调、不同层级规划内容交叉重叠、“蓝图式”规划难以应对地方需求和存量用地缺乏有效利用途径等问题,提出创新技术方法,建立层次分明、协调互补的规划体系,以过程规划代替目标规划,加强规划对存量用地的统筹作用等策略。     

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以S市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例

空间规划作为市场经济的治理工具,其空间融合和政策协调的核心功能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时代下的部门分割的空间规划协调机制已经逐渐不适应空间发展新的政治经济环境。空间规划间的协调也因此受到各界普遍关注。在试图构建规划管理、空间管制机制与规划协调关系的分析框架后,以S市"十一五"时期规划体制改革试点为案例,探讨我国市县规划协调面临的诸多困境。一方面,相比"十一五"前的规划编制协调,由于2000年以来部门规划趋于综合性,并都试图从部门内加强空间管制,以及S市经济快速的发展增加对土地的旺盛需求,导致了"三规"协调的环境更加复杂。另一方面,受到政绩考核和权力下放、财权和事权、规划审批和实施不匹配的影响,规划协调和空间管制沦为地方和中央博弈的手段。总之,地方以土地为中心的积累模式,中央政府土地指标的计划管制方式,结合规划部门管理的分割造就了S市空间规划间各种矛盾。     

规划的变革与变革的规划——上海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两规合一"的实践与思考

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冲突与矛盾是近年来城市规划实施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之一。本文分析了两规在指导思想、工作内容、发展规模、空间布局等方面的矛盾冲突,总结了上海"两规合一"实践中关于战略引领、城乡统筹、生态优先、转型发展、管理创新的基本做法,并对"两规合一"后城市规划在管控能力、配给能力、政策能力和实施能力等方面的新变革进行了探讨。     

“二图合一”的实践与思考

城镇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在结构体系、成熟程度、用地分类和审批权限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两个规划关联度高,必须有效衔接。必须从整体的、全局的观点来正确认识发展与保护的辩证关系,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结合湖州市辖区43个乡镇两个规划衔接工作的实践,探讨“二图合一”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基本前提、结合层面、规划与协调的重点等问题。     

关于住房问题的规划应对思考

比较当前涉及住房的两种规划类型:住房建设规划与城市规划的特征,分析住房建设规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城市规划中关于住房问题的缺位,提出加强上述两类规划的协调、完善城市总体规划与控制性详细规划中住房内容、提高规划编制科学性的规划应对建议。     

The Challenge of Spatial Plan Coordination in Urban China: The Case of Suzhou City

The fragmented and overlappe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evolved from the planned economy, is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in China. Together with the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control, spatial plan coordination of FYP, land use planning and urban planning in urban China thus has been concerned for a long tim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lemmas and relevant mechanisms of spatial plan coordination by a case study of Suzhou city.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local spatial plans were highly constrained by the sectoral codes, hierarchic regulations and the controlling system of various quotas beyond the city level. The primary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three plans were rooted in the planning parameters of the land area for construction and the spatial regulation on land use. The sectorally improved planning administration increased the complexity of plan coordination on the one hand. On the other hand, embedded in the different philosophies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ver land governance, various spatial plans have become their complicated arenas and the planning process was mixed by central control and local initiatives. Subsequently, under the nested institutions of planning making, local spatial planning was manipulated and intervened, and thus spatial plan coordination failed.     

城乡规划法对城市总体规划的挑战及其对策

论述新的城乡规划法对城市总体规划带来的挑战,包括市场灵活性与规划刚性、规划的双重职能(市场扭曲与更正市场失效)、规划之间冲突、评估编制等。讨论城市总体规划改革的建议和方向,如提高规划容量、灵活的功能分区、多样的建设标准、改变土地需求决定模式、规划整合、政策和计量分析等。     

实现和分配土地开发权的公共政策——城乡规划体系的核心要义和创新方向

引入"土地开发权"概念,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提出城乡规划的核心任务,是要高效地实现和公平地分配开发权。城乡规划体系中的三大法定规划,就是从不同层面逐步明确土地开发权的:区域规划确定各地区发展权并制定区域之间开发权的转移和补偿政策,城乡总体规划确定土地使用性质并制定城乡之间开发权的转移和补偿政策,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确定土地开发强度并制定城市内部开发权转移和补偿政策。由此提出对现行城乡规划体系及其编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新的完善要求。     

试析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相互协调

总结了法律法规对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相互衔接的有关规定,对两者在实际规划和管理工作中出现的冲突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对城市规划工作的启示,并对这两个规划如何协调进行了探讨。     

规划协调实施机制的现实性初探

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在我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三规"在具体实施进程中存在规划标准不统一、规划内容交叉、规划布局难以有效融合等问题。研究从促进规划实施的角度,提出了现实条件下促进"三规"有机衔接的原则、目标、机制框架及有关政策措施建议。     

从方案到政策:"生态优先"的广州空间规划

"生态优先"是城市规划领域中提及最多的规划理念,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理念值得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国内外"生态优先"的空间规划实践,将这些实践总结为"方案"和"政策"两个层面。接着,回顾和反思了广州这两个层面的工作,总结了广州"从方案到政策"的路径。战略规划确定了市域的生态结构、形态,为总体规划的空间方案提供支撑。而总体规划通过生态的综合研究进行了四区划定,并结合市域生态结构,形成市域基本生态控制线的形态。进而,生态专项控规、基本生态控制线立法、生态保护财政转移支付等工作将使方案转变为指导实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