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高技术产业为例

采用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高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从投入产出角度构建了技术创新效率测度指标。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政府补贴、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平均值为1.193,上中下游差距显著,其中上、下游地区创新效率较高,中游效率低;2）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的三门槛效应;3）在不同金融门槛区间,政府补贴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大小和方向不同。     

政府创新补贴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吗？——基于信号传递的视角

基于2015—2020年相关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验证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占企业总资产的比重每增加1%,企业专利申请数量将增加7.81%,政府创新补贴会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这种影响会因企业性质和不同生命周期阶段而呈现显著差异性。该结果在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是可靠的。引入风险投资机构投资,运用二元logit模型进一步验证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信号传递机制,有政府创新补贴的企业获得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比没有政府创新补贴的高16.83%,即企业获创新补贴会向外部传递支持信号,在绿色技术创新方面获得社会关注和外部资源的支持。研究认为,为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不仅应重视企业创新补贴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更应该发挥企业创新补贴的信号传递功能,引导社会资源向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汇聚。     

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兼并重组战略转型视角

对2009-2015年进行过兼并重组多元化发展的煤炭上市企业进行筛选,运用相关性分析和面板数据模型对上市煤炭企业研发投入、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当期和滞后期的研发投入均对煤炭企业绩效存在正向促进作用;当期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抑制作用,滞后期的政府补贴能够发挥对煤炭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煤炭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煤炭企业绩效的提升带来持续的积极影响;滞后期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兼并重组行为能够为企业研发投入的提升带来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未来煤炭企业应努力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同时需合理规划政府补贴,实现政府补贴希望改善企业绩效的初衷。     

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十四五”计划在原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创新、绿色在新发展理念中的重要地位。政府补贴,作为政府支持企业研发活动的重要政策工具之一,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企业创新动力。为探究不同产权性质调节下,政府补贴如何影响新能源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将三者纳入同一框架下,考虑研发投入作为中介变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选取CSMAR数据库和wind数据库2015—2019年高研发投入、低短期经济效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106家国有与非国有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进行面板数据分析。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绩效,解释变量为政府补贴,调节变量为产权性质,中介变量为研发投入强度,通过对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的研究,以检验在研发投入强度作为中介效应,企业产权性质作为调节作用时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新能源行业的创新绩效呈正相关关系,研发投入强度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且不同企业产权性质的新能源企业,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根据上述结论提出：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补贴是保证新能源企业生存以及促进其发展的直接激励方式,因此建议政府应在合理监管下持续对新能源企业提供有效财税和金融等政策补贴;2）由于部分新能源企业违规将政府补贴转移到非研发投入中,从而使得政府补贴失灵,因此在国家后续政策法规出台后需细化新能源企业获得政府补贴后的使用路径;3）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可获得的资源较少,市场风险抵御能力较弱,因此政府在进行补贴激励时可以重点倾斜给非国有企业以促进其产出更高的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企业ESG表现与绿色创新

为了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绿色创新体系,我国各级政府纷纷出台优化绿色创新制度环境的相关政策,通过政府补贴等手段积极推动全社会绿色创新发展。在此时代背景下,探究政府补贴对于绿色创新的影响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长效驱动实现机制,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厘清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2016—2020年我国864家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资源-能力-行动”模型,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政府补贴和绿色创新的分析框架之中,从企业ESG表现视角探究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政府补贴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直接推动企业绿色创新;2)政府补贴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激励企业关注环境保护、履行社会责任、提高治理绩效;3)企业ESG表现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政府补贴能够通过企业ESG表现中的环境责任表现和公司治理绩效表现影响企业的绿色创新,但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未在政府补贴与绿色创新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与低ESG表现水平相比,高ESG表现水平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激励作用相对得到增强,因而政府要助力企业高质量绿色发展就必须善用、巧用补贴发放等激励手段,这就要求政府一方面适当加大补贴的力度和规模,引导、激励企业改善ESG表现,另一方面,还要严格监督落实企业的补贴使用情况,建立、健全补贴效果评价机制与ESG表现评估体系,根据企业ESG表现水平实行差异化的政府补贴政策,切实提高政府补贴的利用效率。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将产业集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经济效率纳入同一研究框架,聚焦长江经济带,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为我国在“双碳”背景下推进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及长江经济带新能源汽车发展提供参考。论文基于2012—2020年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面板数据,综合利用超效率SBM和区位熵法,构建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探讨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并进一步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和区域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已形成“带状”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区,集聚平均水平随年份波动上升,上中下游产业集聚水平呈递增格局,水平差异较大且有逐渐增加趋势;2)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通过整合内部网络资源和提升外部整体能力,对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产业集聚的发展通过竞争效应和合作效应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而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展可以提升经济动力和效率,因而绿色技术创新在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效率之间具有中介作用;4)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上中下游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从...     

科技创新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产业集聚调节作用

基于产业集聚的视角研究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对促进中国科技创新与绿色经济协同发展,保障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步调一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基于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市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slacks based measure)模型和GML(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30个省市的动态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运用门限回归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讨金融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关系的门槛效应和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科技创新成果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显著为正;2)金融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正向调节和单门槛效应;3)制造业集聚对科技创新成果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有负向调节作用;4)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基于此,提出应关注科技创新成果与绿色经济发展的匹配度,注重数字金融的发展打破金融业的空间壁垒,引导制造业转向高质量集聚,实现财政资源在环保领域的合理配置,加强对外商投资环保监管。     

中国省际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7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运用super-SBM模型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利用ML指数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动态分析,最后通过空间滞后模型分析影响效率的关键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整体效率偏低,有较大进步空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明显区域差异,呈现由东部向西部递减的格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共同贡献的结果;产业结构、区域开放程度和教育水平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积极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和研发投入强度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影响不显著。     

金融供给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消费不足与结构调整

金融供给能力的提升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因素,研究采用2007-2017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在门槛效应模型基础上实证分析了金融供给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在消费需求的影响下,金融供给对产业水平表现出显著促进作用,其积极作用随着消费需求的增长而逐渐增强;在不同消费升级水平下,金融供给对产业水平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变化,随着消费升级水平的提升,金融供给的积极作用也逐渐凸显。因此,要根据地方消费需求与结构的实际情况,逐步提升金融供给能力,实现金融服务与产业优化的协同发展。     

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空间溢出效应

论文基于水足迹理论，利用2004—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对长江经济带水资源效益进行评价，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研究期间区域人口、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2004—2018年长江经济带的水资源经济效率与水资源贡献率有所提升，水资源压力不断增长；2）城镇化和水资源效益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3）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关系，对水资源压力呈先加剧后缓解的倒“U”型减压特征,人口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与产业和经济城镇化对水资源经济效率的表现刚好相反；4）人口和产业城镇化对水资源效益产生了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存在“门槛”现象，目前长江经济带产业和经济城镇化效应门槛已基本突破，仅部分西部地区的人口城镇化溢出效应门槛依然存在。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区,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然而长江经济带也是我国水环境问题最为突出的地区之一。为了推动长江经济带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应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推动长江经济带水资源实现绿色发展。以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引入空间地理因素探究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对于认识当前长江经济带高技术产业集聚发展现状,合理制定高技术产业发展相关政策以推动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基于此,首先分析和阐述了高技术产业集聚对绿色水资源效率的溢出效应理论机制,包括正向和负向两种影响路径,并对产业集聚与水资源利用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评价。其次,研究选取2005—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区位熵测算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运用SE-SBM模型测算绿色水资源效率,在邻接空间权重下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并将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两个部分。结果显示：近年来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自相关性显著且不断增强;高技术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且区域间的溢出效应大于区域内的溢出效应;研发投入强度与第二产业占比对绿色水资源效率有负向溢出效应,环境规制对周围区域的绿色水资源效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最后,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旨在提升长江经济带绿色水资源效率,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包括：加快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承接下游地区高技术产业转移的准备;加大对高技术产业的扶持力度,将产业集聚的“虹吸效应”转化为“辐射效应”;重视研发质量,提高研发转化率等。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民营资本进入对中国能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分析

基于“新36条”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能源领域政策和“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选取2014-2018年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运用DEA模型测算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营效率,以民营资本占比测量民营资本进入程度,建立Tobit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研究民营资本进入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同时考察这种影响是否会随能源企业规模变化而发生结构性变化。研究发现：1）样本期内中国能源上市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不高,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影响;2）存在企业规模的门槛效应,门槛值为805.44亿元,当企业总资产小于805.44亿元时,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影响不显著,当企业总资产大于805.44亿元时,民营资本占比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3）人力资本、总资产周转率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规模对能源企业经营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政府补贴、技术创新与煤炭企业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的中介作用

在去产能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之一的背景下,从政策视角探讨政府补贴对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40家煤炭企业的数据,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其产能利用率,并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法探究政府补贴、技术创新与煤炭企业产能过剩三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煤炭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政府补贴正向促进煤炭企业产能过剩,技术创新能弱化这一正向影响。进一步地,运用Richardson投资期望模型测度了煤炭企业的过度投资程度,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过度投资在政府补贴促进煤炭企业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提出:政府可通过建立以技术创新为目标导向的补贴机制、理清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体系等方式提升煤炭企业产能利用率。研究结论对促进我国煤炭企业早日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异质性及影响机制

生态创新是破解资源、环境与经济“三方掣肘”的可行路径。文章从静态和动态的角度,采用SBM模型和DEA\|Malmquist指数测度了中国30个省份2004-2014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值及其增长指数,并分解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增长指数,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区域生态创新效率的异质性及影响机制,得出：1）东、中、西部区域生态创新效率差异明显,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2）区域生态创新效率与生态技术效率变化趋势基本一致,区域生态创新效率提升主要取决于技术效率增长,而在技术进步、规模创新效率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3）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国外市场需求、产学研合作程度对生态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中部地区的市场竞争状况、产业转移、创新驱动因素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规制、市场竞争状况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因地制宜制定相关措施促进生态创新效率跃升的建议。      

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基于2015—2019年我国163家上市新能源企业构造面板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模型首先研究了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然后探讨了企业生命周期下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最后通过分组回归的方式检验了在不同的产权性质和市场化进程中,政府补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行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呈现倒“U”关系;政府补贴对于成长期的企业经营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显著,并且相较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的倒“U”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加显著;在市场化进程高的区域,政府补贴对新能源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补贴退坡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基于市场预期调节视角

政府补贴与新能源产业的研发创新有着密切的联系,补贴有序退坡表明新能源产业正处在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结构调整阶段,在补贴退坡和创新升级的双重压力下,新能源企业必然转向市场以谋求新的融资机会,保证稳定的研发投资。以2010—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新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检验政府补贴退坡政策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探讨市场预期在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资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政府补贴退坡后比退坡前对新能源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不同类型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效果存在差异,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较小,而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退坡对企业研发投资的激励作用显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在市场预期的调节下会不断递减甚至会抑制研发投资,但随着市场预期的向好,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综合激励效应将不断增强。因此,政府补贴稳步退坡、补贴政策从“普惠制”向“扶优扶强”转变、及时调整政府补贴类别和力度、建立多角度的补贴机制有助于新能源企业增加研发投资。面对补贴退坡的政策调整,新能源企业要及时跟踪市场变化,提高企业创新的意识和能力,加强与金融市场的联系,拓展多元融资渠道,构建政府补贴与市场对新能源企业研发创新的协同驱动机制。     

数字技术发展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在高技术产业的广泛应用,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空间格局正经历着重塑性的改变。基于2000—2020年全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双固定效应模型,深入考察数字技术发展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发展对高技术产业集聚产生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当数字技术发展超过特定阈值后,可以缓解高技术企业发展所需资源区域分配不均的现状,但是受“虹吸效应”和“数字鸿沟”等的影响,这一结果仍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据此,提出以数字技术作为高技术产业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在此基础上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