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股权制度下的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研究

近年来,我国大量优质企业由于国内不允许使用双层股权结构而远赴海外上市。双层股权结构在推动公司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公司治理形成挑战。创始人(创始团队)拥有少量股权却具有高级投票权,存在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进行侵害的潜在可能。文章基于委托代理理论,以中概股为标的,借助托宾Q,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双层股权结构对投资者利益影响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权分离度、管理层控制权比例和公司关联方个数对投资者利益具有负向影响,管理层现金流权比例对投资者利益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对采用双层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监管层应充分关注两权分离度、关联交易水平和控制权比例,对现金流权比例提出约束性要求,防止中小投资者利益受到侵害。     

股份有限公司同股异权原则的具体表现及实践价值

近年来随着科技型股份有限公司业务规模的不断拓展,公司对外融资的实施和公司控制权的保留日益成为公司创立者们的两难选择。同股异权机制是股份有限公司在从私人公司成为公众公司的过程中,原控股股东或高层管理人员为了防止自身股权稀释而创设的股权结构,具体表现为双重股权制度、合伙人制度、投票代理制度、无投票权股份制度等不同的制度外观形态,丰富了股份有限公司的不同治理机制选择,也极大地动员和释放了社会的投资积极性,促进了创新创业活动和市场经济的长远开展。     

A、H股估值差异比较

<正>引言过去的十几年间,不少中国股市选择在多个证券交易所交叉上市募集资金。除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也是主要的选择之一。按照经典的金融学理论,因为同一家公司的A股与H股有着相同的未来收益和同等的股东权利,并且这家公司的A股和H股有着一样的风险性质,因此在资本市场充分融合的条件下,反映企业内在价值的股票价格不会因交易地点的差异而产生不同。但是交叉上市的中国公司在不同的金融市场有着明显不同的交易价格。2010年以前A股对H股始终保持一个较高的平均溢价水平,恒生AH股溢价指数一直     

混合所有制、终极控股结构与控制权私利行为——基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分类改革下的"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终极控股的股权安排与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性股权结构(C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抑制其掏空行为;在控制性少数股权结构(CM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对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会因国有终极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方式而产生差异。当采取掏空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不一定会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当采取援助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加剧国有控股股东的援助行为。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安排和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与股权资本成本

采用52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检验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以及法律制度和终极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1)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2)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3)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4)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5)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对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越低;(6)完善的法律制度会减弱终极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A+H上市公司重大事项停复牌不同步制度原因与相关政策建议

目前,境内与香港市场停牌制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致使两地上市的92家A+H股公司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和重大事项时出现停复牌不同步的现象。停复牌涉及的信息披露事项,是投资者判断投资价值的重要基础。如果停复牌制度差异不及时调整,将会影响信息披露的及时性与公平性,引发股价与交易量的异常波动,最终受损的是投资者合法权益。本报告以对A、H股停复牌不同步问题的分析为基础,对现有停复牌制度安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优先认购权制度的功能定位和比较法研究

股东新股优先认购权制度价值在于保护股东的比例性利益,但是却会影响公司的融资效率。各国的优先认购权规则具有差异性,在法经济学方法的基础上对优先认购权进行比较法研究,对于考察我国的立法具有意义。美国、日本的优先认购权规则有利于促进融资效率,符合商法经济效率和社会财富最大化的价值,值得我国借鉴。应当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设计不同的优先认购权规则,对于非上市公司优先认购权的行使程序和行使期间公司法应当作出可操作性规定。     

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实证研究——兼评新《公司法》第142条

股份回购,是指公司收购已发行的股份,是公司稳定股价、调整股权结构的重要手段,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安排。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张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数量日益增加。作为2013年公司资本制度改革的延续,2018年《公司法》第142条的修改放宽了对股份回购的法律规制,对上市公司股份回购的实践起到极大的激励作用。然而新《公司法》第142条也存在与现行法定资本制度相冲突、可能危及债权人利益、违反股东平等原则等问题,需借鉴域外立法经验,探索债权人保护的新路径,促进股份回购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理论分析

为了提升上市公司的治理效果,本文分析上市公司现金流量、控制权和两权分离程度。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有效的股权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效的股权结构不能离开有效制度的管理,所以,上市公司应该建立制度,才能设计出更加科学的股权结构。政府的管制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治理不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社会信誉机制也不能对代理人的行为产生极大的约束,市场环境对代理人的经营与管理也不能产生强大的指导。因此,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非常分散,我国上市公司适合集中式的股权结构,各个股东相互制约,从而有效弥补中国外部环境制度的不足之处。控制型股东和监督型股东各自发挥自身的作用,才能保障小股东的利益,提升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     

创始人控制权保持、双重股权结构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基于股东异质性视角的多案例研究

创始人与企业融资过程中引进的外部投资者在股东利益、股东目的、股东能力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随着股权的不断稀释,创始人与投资方的控制权争夺时有发生。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保证创始人的控制权是当前理论和现实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从股东异质性视角出发,以京东和阿里巴巴两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法探讨双重股权结构对创始人控制权保持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作用机理,并对双重股权制度的投资者利益保护效应提供市场反应证据,以期能为面临控制权争夺风险的企业的融资选择、公司治理结构设计提供一定的实践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