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制度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OFDI吗?——基于Heckman两阶段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07—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46国的OFDI面板数据,结合Heckman两阶段模型和投资引力模型,分析了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选择和规模阶段的不同因素,在考虑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劳动力和政治文化制度等传统因素以外,重点考察经济制度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对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整体来看,中国OFDI偏好财政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较高的国家;(2)中国对高收入国家OFDI中,经济制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规模阶段;(3)对于中低收入国家,中国OFDI则具有较高的复杂性,贸易自由度和投资自由度在两个阶段分别呈现相反的影响方向。最后,给出"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的相关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影响研究——基于双边外交关系视角

使用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并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外交关系视角,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程度和友好城市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边外交伙伴关系亲密度越高,"一带一路"倡议对企业OFDI风险降低程度越明显;此外,东道国是否与中国建立友好城市关系也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有影响,"一带一路"倡议对在设有友好城市的东道国投资的企业风险降低作用更明显。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基于东道国视角的实证分析

采用2004—2014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20个国家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东道国视角实证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与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成正比;东道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中国企业对其投资,而地理距离显著阻碍了中国企业对其投资;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显著吸引了中国投资。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结构图景及其演进动力

基于2003—2016年面板数据进行静态图景描述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倾向于投向大市场国、低成本国和近邻国。计量分析显示,东道国实际GDP、人均国民收入及其与中国的距离是这种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实际GDP、对东道国工程承包、国际贸易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也具有正向作用。据此判断,随着中国及东道国经济增长、中国对外工程承包和对外贸易扩大及"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对沿线国家OFDI规模必将持续扩大,并更多地流向经济增长快、低成本优势突出国和远距离国。因此,在发展策略方面,对外投资企业应与其他对外经济主体密切协作,努力推动东道国经济增长。政府应统一规划、整体布局、协调推进各种对外经济活动,维持、扩大和提升与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中国能源OFDI的进口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研究

我国的能源消费长期依赖进口,能否通过能源OFDI带来能源进口创造,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我国能源进口的主要来源地,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12个国家2006年至2018年的能源投资和进口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了能源投资的进口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在沿线国家的能源OFDI具有进口创造效应,东道国能源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我国能源进口。与沿线国家进行设施联通,也会促进能源进口。     

“一带一路”倡议下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与法律对策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深入推进,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进入新时期。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环境复杂,中国企业面临社会责任风险以及沿线国腐败程度较高等新问题。现有国际规则无法有效处理东道国经济发展与这些问题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威胁中国企业的经济安全,更影响"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实践中,东道国宽松的法律环境、负责任的主权和维护国家形象的需要为母国监管提供了现实基础。因此,中国应以"自我约束"和"规则导向"为前提,在充分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强化国内投资法律体系,从企业社会责任和海外反腐败两个方面积极承担投资母国的监管义务,主动规制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良性互动。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中国应针对海外投资者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专项立法,提高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区分企业性质、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标准以及建立社会责任评估体系;在海外反腐败方面,中国应完善惩治海外投资腐败行为的立法并加大执法力度,同时增强"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刑事司法协助以及提高惩治海外投资腐败活动的力度。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法基础探讨

在国际外交场合中,由我国领导人提出倡议并且实施了"一带一路"的倡议,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其已经演变成为了我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合作倡议的一个愿景和行动。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了1000多项双边条约,而这为"一带一路"未来的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国际法基础。在以后的合作过程中,只有通过双方或者是多方平等合作的方式,尽早出台对区域社会共同民意反应的区域性国际法律规范,真正并且全面的让"一带一路"倡议尽早得以实现。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

<正>"一带一路"倡议作为"中国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维护国际经贸持续健康发展贡献了大国智慧,也为中企对外投资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基建领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投资环境、优化能源结构等刚性需求较大,建设倡议得到了越来越多沿线国家积极响应,促进了沿线国家     

“一带一路”中的中小企业

正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四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超过185亿美元。2014年至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合作成效及展望——基于共享经济与分享经济视角

"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加快,以互补性关系为基础的共享经济模式和以竞争性为基础的分享经济模式逐渐开始发挥作用,沿线国家在经济合作中的优劣势不断清晰。梳理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来的经济发展数据发现,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势头向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日益显著,共享优势禀赋成为大趋势,"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但区域性显著。在境外,亚洲、大洋洲地区是主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在境内,东部地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程度最高;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沿线国家数量与"一带一路"成员数量并未成比例增加。这是区域发展差距、设施联通度及金融环境等因素制约的结果。中国与沿线国家存在持续扩大经济合作的空间,从国际区域看,东亚、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区短期内存在与中国扩大合作规模的趋势,且合作内容全面向经济性领域转变,分享经济的作用领域不断增多;从中国境内看,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增速均不断提升。为减轻制约因素的作用力度,深化中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应当从倡议宣传、设施建设、金融服务,以及提高境内区域参与度、构建跨境产业链等五个方面着力,加大保障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