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滇盐在商品流通中的历史作用

滇盐是云南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作为商品，它参与了云南商品经济活动，并在一些较为出名的盐产地以商品交换的方式影响了小型工商市镇的发生和发展。而盐道的开通与修复，无疑有利于商品的流通。至于盐币，则是构成云南货币经济的原素之一。     

元代温州盐政考述

地处浙江沿海的温州,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大片滩涂,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海盐产地.元代继承前代以来的基础,在温州沿海分布有五大盐场.此地设置有温台检校批验所和盐仓.由于地近产地,为保证盐课收入,元朝政府在温州推行“食盐法”,按照户口人数强行摊派盐课,使得盐场灶户大多破产,官盐价昂使得民众被迫淡食,私盐贩卖猖獗.     

宋代三峡民间食盐走私与政府调控述论

宋代三峡地区作为重要的井盐产地,政府为垄断盐利,在食盐专卖、盐价、盐课等方面制定的诸多政策严重阻碍了民间食盐需求,刺激了民间偷开私井、贩卖私盐。为稳定食盐管理秩序,政府在盐法、盐售、盐课、盐井整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控措施,对降低民间食盐走私及缓和社会矛盾具有积极作用。     

略论清代云南盐税及其变化

清代滇盐课税基本呈上升趋势。其课率的变动从初期的杂乱无章发展到后来的法规化和划一化。清前中期的课额基本能够较为正确地反映产销一致的关系,但是进入清末以后,课额的增长反映的基本上是销盐量而非产量。重课率和名目繁多的各种杂税致使盐价一直居高不下。     

巴盐产地及其变迁——兼论盐业与巴人的关系

从空间维度对巴人时代巴盐产地及其变迁过程进行梳理,可以反思盐业与巴人的关系。在空间维度上,巴盐产地不仅三峡地区分布较多,嘉陵江河谷、沱江河谷地带也是盐产地分布集中的区域,而渠江河谷、清江河谷、乌江下游河谷、长宁河谷、梅江河谷也有零星分布;在时间维度上,前巴国时代和巴国时代巴盐产地数量少,而汉唐时期盐产地数量增幅较大,显示汉唐时期巴地盐业生产较前巴国时代、巴国时代有很大发展;从盐产地数量、地域分布、盐业生产者及巴盐产地交通等方面考量前巴国时代、巴国时代盐业与巴人关系,盐业对巴人的发展是否有决定性作用还有待商榷。     

现行盐价改革途径的探讨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不少商品的价格既不反映价值,也不反应供求关系”。结合川盐现行价格体系对照,问题确实不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生产和流通,影响盐业经济体制改革,已到非改不可的地步。本文试就盐价改革的途径作些探索。一、现行盐价的主要弊端(一)盐价水平低,比价不合理,主要表现在食盐零售价与粮食收购价之间比例关系不合理。旧社会盐价高,粮价低,农民深受剥削。特     

蔬菜市场价格短期波动影响因素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

基于现代计量经济学理论,运用Granger检验分析了生产成本、流动性过剩、游资和气候等因素与蔬菜市场价格波动的关系,并建立VAR模型分析其对蔬菜市场价格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成本(化肥)、流动性过剩(货币发行量)、游资(热钱)和气候(天气)等因素是蔬菜市场价格波动的原因。其中,化肥价格变动对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存在一定滞后期,长期协整向量为[1,-1.18];货币发行量对蔬菜价格短期波动影响较为明显,当货币发行量增长1%,蔬菜价格将上涨1.29%;气温下降或上升1%,蔬菜价格将上涨或下跌0.08%;热钱对蔬菜市场价格短期波动的影响小,当热钱增加1%,蔬菜价格仅上涨0.0002%。     

金代山东盐业初探

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海盐的重要生产基地之一,海盐资源丰富。金朝建立后,政府十分重视对山东盐业的开发与管理,山东盐业经济由此得到较大发展,具体表现在:制盐技术明显进步、盐场数量大大增加、海盐产量增多、盐业管理更为系统全面、盐课在国家税收体系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到承安年间,山东每年的盐课收入由2547336贯增长到4334184贯400文,占国家盐课总收入的40.23%,成为金朝重要的财政收入。不过,由于官盐盐价过高,山东地区私盐贩卖盛行。     

官盐定价的福利效应——以清中期河东盐区的终端盐价为例

清代官盐运销市场中的政府定价机制,是遏制盐商过度抬高盐价的重要外部约束机制。康熙中叶以后,河东盐区终端盐价持续上涨,州县政府为实现“商民允协”的目标,采取较为灵活的定价政策加以调剂。乾隆初年,朝廷收州县定价之权于户部,僵化的部定盐价政策难以适应批发价、银钱比价波动的市场环境,盐商出现政策性亏损,皇帝先后允许“增价”四次亦未能扭转颓局。乾隆末年,朝廷被迫放弃管制盐价,改设“官牙”居中调节。嘉庆政府为满足财政需求又寓定价于加价之中,重蹈覆辙。清政府管制河东盐价的初衷是为施行“仁政”,但因管制价格不能反映实际成本,不利于社会资金投资盐业,对政府、盐商以及盐业生产者、消费者都造成巨大的福利损失。     

对盐价改革的思考

盐价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分析了当前盐价混乱的原因，提出建立有利于宏观调控的价格体系，实行有最高和最低限价的盐价管理办法．     

报效与捐输:清代芦商的急公好义

在清代,除了"盐课"之外,盐商还要在国家急需时,以报效和捐输的名义,交纳数额巨大的银两,堤内损失堤外补,盐商在"报效"和"捐输"一定数额的银两之后,可以得到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回报。"报效"和"捐输",尽管从形式上说同是盐商向国家情愿缴纳大批款项,而在名义上却是不同的。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报效的对象是"国家庆典和大工大役",得到的政治回报一般是"给予实职官阶,铨补班次"。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现象分析

乾、嘉时期,长芦盐商群体经历了一次明显的衰落过程。盐业运营(或专卖)是经济行为,要从经济规律中寻找长芦盐商群体衰落的原因。盐商的垄断地位是各种危机的根源,各方都试图从中获利导致乾嘉时期各种陋规逐渐公开化;盐商的报效实际上是最大的陋规。长芦盐商靠提高盐价来确保各方利益,同时也使得私盐泛滥,最终侵害了盐业运营和盐商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银贵钱贱"侵蚀了长芦盐商很大一部分利润。清代的"银贵钱贱"现象并不是随着鸦片贸易出现的,与长芦盐业有关的"银贵钱贱"现象早在雍正九年已经出现,引入"杰科布定律",能够很好地解释由盛世而物价上升,由物价上升而"银贵钱贱"的基本路径。     

明末清初的两淮盐政状况

明朝末期,魏忠贤党羽对两淮盐利大肆搜括,论者比之绝流而渔。袁世振在推行其纲运法时,曾许诺用十年时间疏清积引,然后年年行新引,商人不再有资本被压之苦。但实际表明,直到明朝末年,该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明朝正额盐每年约70万引,到万历年间时,灶户只上缴约37.32万引,其余部分则因灶户逃亡及赈济等原因而被免除。只是这部分盐课并没有被免除,商人凭引到官仓已领不到这部分盐货,他们必须另出代价,通过"卖补"的方式予以解决。另仓盐折征中应补偿给商人的折价银每年约7万两,商人也从未得到过。清朝初年两淮行盐额度与课额,以及仓盐折价等,都是由明朝沿袭而来,但清代纲运法肯定不是对袁世振纲运法的继承。     

盐宗的传说及其崇拜

盐为百味之王,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认识和利用的最重要的调味品。夙沙氏是古史中比较认可的最早发明"煮海为盐"的人,因而后人将其与鱼盐之业相联系,被尊奉为"盐宗"。对传说中的夙沙氏到盐宗崇拜的成因及其特征,进行历史和民俗文化学的解读,将有助于理解夙沙氏在中国古代盐业神祇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宋代的买扑盐业

宋代的盐业政策从大的方面来说包括两种,一是专卖制,二为买扑制。买扑盐业在宋代的川陕路、两浙路和江西路存在。其中川陕路为井盐,该地区的盐业买扑囊括了产、运、销三个环节,同时持续时间最长,贯穿于宋代。两浙路和江西路为海盐,其盐业买扑仅存在于神宗熙丰年间,且只涉及销售。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及由此导致社会经济中市场化趋势的增强是买扑盐业出现的前提条件。宋代政府对经济运行的适当干预是宋代买扑盐业的必要条件。同时,在宋代思想文化中占据主流的儒家"经世济用"学风对宋代盐业买扑的广泛实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宋代买扑盐业的历史作用主要体现在它向社会提供了巨大数量的商品——食盐。     

花马、北大二池考

花马、北大二池相邻,池盐生产历史悠久,向为边地番、汉民户生计之所赖,在西北边防和盐课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本文根据有关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对二池沿革试作探讨。笔者认为,花马池,汉代称为"龟兹盐池",北魏称为"黑盐池",唐宋称为"乌池",明代以后称"花马池";唐宋时期称北大池为"白池",明、清时期称为"锅底池"和"西黑图池",清末以后始称"北大池"。     

孙中山大元帅府时期的盐税改革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由于财政短绌,盐税成为孙中山为数不多的饷源之一。从军队的维系到政权的建设,盐税尤为重要。围绕着盐税,政府、军队、盐商之间不断地发生冲突、妥协与合作,盐运使一职在两年内四次更迭,盐政亦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在相互利益的维系下,邓泽如征收“优先现税”的办法得以最终确立。     

民国川盐运黔纠纷与川黔政治生态

川盐入黔是贵州食盐消费的主渠道,民国军阀统治贵州时代,川盐行黔运销体制变动频繁,川黔两地围绕川盐的价格问题产生了争执,双方各执一词,川责黔之保税,黔咎川之加价,双方协商不断。这种争执反映了民国前期川黔军阀政治下的政治生态,中央威权的消失、军阀乱政下的苛捐杂税及经济贫弱等是造成川黔盐务纠纷的重要根源。     

清代湖广邻私述略

在清代,作为两淮最为重要的行盐口岸,湖广与其他各行盐口岸一样,长期以来一直为私盐所困扰。在名目繁多的私盐当中,邻私的侵害尤为剧烈。邻私的入侵,与制度、价格和地理等因素密切相关。在划界行盐的食盐专卖体制下,质优价廉的邻私借助优越的地理优势大量向湖广地区侵灌。邻私的活跃,给淮盐在湖广口岸的销售构成了极大的冲击。面对邻私的步步逼进,清政府不得不通过设关置卡等措施来加大对邻私的防范和打击力度。但由于受腐败吏治的影响,上述措施收效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