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观重塑视野中的贺麟“新心学”

贺麟是现代新儒家"新心学"的代表人物。他在一篇长文中相对系统地探讨了"新心学"与时空、超时空的关系。时空是主体的认识功能或理性原则,运用时空去统摄杂多质料的独特潜能并非外铄而在心之内,显出理在心中。人类的认识和实践领域限制在具体时空之间,但是世间万物的本性并不由具体时空决定,而是由普遍的超时空来决定。人性由理所规定,理是心的本性。理以超时空的逻辑形式存在。贺麟以道德的理想主义范导西方的理性形式,使得心中有理。贺麟认为理在心中,心中有理,从而得出心与理一的结论。不过,前者的理是理性形式,而后者的理是理想主义。直觉法具有辩证性,辩证法具有直观性,中国哲学推崇的直觉能够实现理想主义与理性形式"合为一体"的境界。经过以上繁复论证,贺麟大致实现了"新心学"——心、性、理在本体论上的贯通。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理念探析及对技术教育的思考

"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理念的出现给教育理论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的视角与活力,教育作为一种创造价值的实践活动,它延续着人类的价值生命,体现着人的生命意义,使人得到全面和谐的发展。技术本科教育要实现“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回归。     

康德论道德教育

康德的道德教育思想十分丰富,除了在《论教育学》和《系科之争》中阐发了他多年的从幼儿到青少年的教学经验以及对国民教育的见解之外,在《道德形而上学奠基》、尤其是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方法论"部分,全面系统地展示了他关于道德教育的哲学意义和具体步骤,论证了道德教育的本质不是外在的教条灌输,而是对每个人的理性本质的内在的启发,道德教育的方法虽然可以把榜样的示范当作初级入门的手段,利用人的感性初步形成某种道德习惯,但这还只是道德教育的准备性的第一步,真正的道德教育却在于从这种榜样的感性激动作用中领会到它的理性的普遍法则、并最终归结到自己心中的自由意志的自律,这才能使学习者摆脱伪善,从表面的合法性进到真正的道德性。最后,在《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教学法"中也提出了由道德教师来酌情掌握的三阶段的技术法规,即面授法、问答法和对话法,这是很实用的。     

物象之间:建筑图像的喻形性与画面性

1980年代以来的建构学研究往往自命为或被视作为针对建筑图像的抵抗,然而在一种对图像不加区分的对抗中,建构之文化层面的追求却也被简化甚或放弃.文章辨析了与建造相关的两种图像性,指出喻形性的图像是对建筑中诸力的再现,而非在图像本身之画面性的停留;由此展开对建造伦理及其限度的追问,并分辨"景观社会"中建构学的价值与局限.最后指出,一种警觉的、有文化意味的建构,是对那些被割裂与孤立理解的图像和技术的同时抵抗,是美与力之间的艰难平衡.     

物象之间:建筑图像的喻形性与画面性

1980年代以来的建构学研究往往自命为或被视作为针对建筑图像的抵抗,然而在一种对图像不加区分的对抗中,建构之文化层面的追求却也被简化甚或放弃.文章辨析了与建造相关的两种图像性,指出喻形性的图像是对建筑中诸力的再现,而非在图像本身之画面性的停留;由此展开对建造伦理及其限度的追问,并分辨"景观社会"中建构学的价值与局限.最后指出,一种警觉的、有文化意味的建构,是对那些被割裂与孤立理解的图像和技术的同时抵抗,是美与力之间的艰难平衡.     

对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一部分的评析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第一部分的标题就是从普通的道德理性知识到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的转变,康德要做这一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并确立道德的一个最高原则。     

反思儒学的真诚性与创发性:兼论当代儒学的“三偏”“三正”与其精神信仰

儒学在当代中国近30年来有充足的发展,就儒学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显然有贞下起元的趋势。但当前儒学能否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同时挑战,既克制现代性的工具理性而又基于理性建立整体的价值观点,既超越个体化的自由任性而又能在群体性中激励个体的创新,应是儒学当今追求的方向。事实上,儒学也面临着存在与发展的困境,这显然是儒学对自身的发展的历史不能有效地掌握,对儒学的反思精神以及本体与宇宙的基础性不能有深切的认识所致。至于与其他传统的哲学理念如何沟通而实现其独特性与独立性,更有待相互认知对等的深化。何以至此?固可以做出诸多解说,但如果未能维护儒学本有的真诚性,又未能持续发展其创生性,在自然有为的生命意义的自觉中,发挥儒学本有的德性精神与实践力行精神,贯注于理论的建设与文化价值的创建,则即有所获也必"既得之,必失之"。海峡两岸儒学发展各有一偏,一为唯识化的心性哲学,一为经学化的政治哲学,加上外来的只着眼于关系主义的角色伦理,构成了当前儒学发展的"三偏"。相应于此的"三正"之说是:相对于心性哲学可以发展更具积极性的生命哲学;相对于经学政治哲学可以论述易学与儒学的交互整合,形成一套向往以德法为本体的政治诉求;同时,可以提出生命责任伦理来规范极易流于表象主义与自欺欺人的角色伦理。     

真诚性、创发性与当代儒家创新之道

儒学的起点是真诚性,而真诚性必须通过创发性得以实现,因为真诚性不仅具有知识论的逻辑意义,更重要的是指向本体论的存在层面,即要做真正的人。真诚性指向人的内在,而创发性则指向人的外在。前者的鹄的在"内圣",但"内圣"的实现必然展现为人的创发性,应对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创制出和谐优美的生活形式,就是传统儒家所说的"外王"。"外王"提供了真诚性实现的途径和方式,而完满的"真诚性"反过来对创发性发展的方向提供动力和范导。真诚性与创新性、"内圣"与"外王"是辩证的关系,相互依靠、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在当代儒家的语境和实践中,说"内圣"开出"外王"在语义上和现实中近似于说只有在建设"外王"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内圣"。     

自然、人事和伦理:胡适东西语境中的“自然主义”立场

在东西文化和思想的语境之下,非常自觉地抵制形而上学的胡适,由于以"自然"为宇宙和万物的存在及其何以如此的最后根据,他实际上又建立了一种形而上学──即"自然主义"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只是他自己没有意识到罢了。同样,胡适以"自然"为中心来构建他的科学认知理性(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技术实践理性(改造和利用一切自然),以人的"自然"为中心来建立伦理和道德价值。这些又构成了胡适科学技术上的自然主义和伦理上的自然主义。     

马克思主义中“物”的构成性问题探究

物的构成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对物进行哲学式阐释的一个关键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物的客观实在的论断往往被后来的研究者误认为教条主义的独断论与素朴实在论,进而主张代之以关于物的"先验主体构成论"。这种观点同时也激发了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物的被构成性问题的探究。当然,这种探究不再是从认知主体或纯粹意识出发,而是从实践主体或对象化活动出发去揭示物的丰富内涵,肯定了物在实践意义上的被构成性维度以及在传统表述中被隐藏的能构性维度。马克思主义中的物是人以实践姿态生活于其中的、作为彼此有机关联的物的整体,作为这一整体的物的世界,不同于科学研究意义上的自然界概念,应被理解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相交织的整体,从而毫无疑义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论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