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层制嵌入项目制:大学学术治理的制度审思

当前,"项目制"已成为一种国家治理社会的新体制。随着"项目制"由财政领域溢出进而渗透高等教育领域,国家对大学学术的治理逐渐被纳入这一新体制之中。科研项目与人才项目的实施使国家对大学学术的治理呈现出典型的"项目制"特征。然而,"项目制"的运作机制产生了严密的运作程序、新的学术等级系统等意外后果,使"科层制"成功嵌入"项目制",进而控制、主导了"项目制"的运行与指向,从而重塑了大学学术治理的格局。在这种双重制度逻辑下,大学学术场域内不同位置行动者因掌握的资源不对等而进行的等级强制互动、行动者自上而下的控制与自下而上的反控制行为倾向与利益诉求、等级权威塑造的文化资本的体制化转向构建了一个新的大学学术生态。     

是“学术失范”还是“学术伦理失范”——大学学术治理的困惑与启示

20世纪末以来,以大学教师为主体的学术人中屡屡发生的学术失范事件,削弱了大学对年轻一代的教育,也损伤了大学社会存在的能量根基。于是,防治学术失范,促进学术事业发展也就成了目前我国大学学术管理中的重要课题。但令人困惑的是,不管是"制度的"、"技术的"甚或"法律的"三管齐下,还是泛泛意义上的道德说教,都未能有效地唤起大学学术人的"羞耻心"和"敬畏心理",也未能达到人们所希望的"他律"与"自律"的良性互动。在目前倡导创建创新型国家的大背景下,更未能有效地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和激情。如此等等,都在促使人们开始转换思考问题的角度,探索学术活动中更深层次、更本质性的东西,这便是学术伦理。     

“场域-资本-惯习”理论视角下的学术投票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大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的特殊性,在于高度的学术性。大学学术事务管理应以学术标准为圭臬。因非学术性因素的涉入,学术事务的学术性和公正性遭到质疑。大学场域内处于各个位置的行动者为了获取利益而相互竞争,彼此之间发生的关系影响着行动的策略选择。各个行动者形成的惯习是行动时必须遵循自己所处层次的行动逻辑。处于有利位置的投票人如何抉择,将面对合法性困境和价值性困境的双重制约。构建科学合理的学术投票制度的前提是程序公正,从而实现实质公正。     

阿伯特·洛厄尔对哈佛大学的改革及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对创新人才求之若渴。然而,我们的大学培养出的毕业生却难以符合时代发展所需人才质量的要求,大学教育亟需变革。一百年前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大学面临着类似的问题。1909年阿伯特·洛厄尔就任哈佛大学校长,从三个方面对哈佛大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实行"集中与分配"制课程,在学术自由与学术责任之间取得恰当平衡;建立荣誉称号制度,鼓励学生在学习上相互竞争;建立导师制,加强师生关系,重塑大学学术优秀。这些措施不仅使哈佛大学挽回了社会声望,而且对美国其他大学也产生了普遍影响。时至今日,洛厄尔的这些改革措施对我国的大学教育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大学高层次人才引进政策分析

"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一流大学与学科排名的竞争导致高层次人才非正常流动,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高层次人才"商品化"。人才引进实践中,"明码标价"既有可能促进大学重视人才的价值、加速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也有可能造成资源浪费、破坏学术生态、加剧办学中的功利主义。为保障"双一流"建设的顺利实施,需要扼制我国大学学术管理中的"资本主义"倾向。通过建设共同治理制度、淡化人才头衔"光环效应"、高层次人才引进"去行政化"等策略,培育良性竞争的学术生态与大学文化,使高层次人才流动从"资本主义"向"学术本位"转变。     

生命论对机械论的检讨及其大学内部治理策略

大学内部治理存在机械论与生命论两种哲学.前者认为大学是一架外在的、逻辑的、结构的、按照一定规则运转的机器,其内部治理具有权力集中、等级观念、层次分类等特征；后者认为大学是一个内部冲动的、历史的、境遇的、绵延的生命系统.其内部治理应该呈现敞开生命、尊重个性、释放潜能等特征.生命论认为,绩效主义、分割主义、官本位主义等是机械论的主要意识形态,是导致大学生命缺席的根本原因.生命论的大学内部治理策略是:倡导大学是一个“学术森林”的生命论隐喻；无为与自治；去权与分权.     

大学自由、学术评价和教师聘任晋升制度改革

中国社会转型已历经近20年,但高等教育仍然适用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制度遗产。高等教育改革呼声渐高,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部分大学在教师聘用、晋升和淘汰制度、后勤和行政管理制度上进行了改革探索,由此也引发了教育改革大讨论。改革的关键在于还大学以自由,以学术本位替代行政本位。有关大学改革合法性;行政本位还是学术本位;大学人文理念;终身教职制度;学术评价机制;学术近亲繁殖;学科末位淘汰与团体激励等问题讨论的深入有利于我国下一步深化大学治理改革。     

学术型企业家:美国研究型大学教师学术创业角色冲突与化解北大核心

1980年,《拜杜法案》颁布后,教师学术创业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基本运作形式并持续至今。教师参与学术创业后,其角色从学者转变为学术型企业家,原有的学者角色与企业家角色产生了角色冲突。究其原因,主要有学术文化与创业文化不兼容、默顿规范与企业家规范冲突、学者角色与企业家角色的认知差异。角色冲突主要表现在角色认同冲突、整合冲突以及投入冲突三方面。面对教师学术创业中的角色冲突,美国研究型大学通过赋能中介组织以缓冲角色矛盾,鼓励跨界协作以增进角色理解,创建角色层次结构以优化角色比重。     

美国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的案例探析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现代大学中的两种基本权力,在对美国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城分校发生的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冲突的真实案例进行回溯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大学自治、学术自由和终身教职的制度设计是解决冲突的基本前提;大学教授的良知与责任感是解决冲突的必要条件;权力制衡的大学治理结构是解决冲突的组织保障。     

断面与整合:多学科视野中的学术自由

追求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内在品性,但当前对于学术自由的讨论多强调其理念属性,从而导致学术自由研究的简单化、抽象化倾向。为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对学术自由采取普遍联系和整体性关照。从历史学的视角看,学术自由既是大学师生主动争取的结果,更是大学的使命、功能以及社会对此的确认和让渡的结果;从经济学的视角看,学术自由受大学经费来源模式的隐形控制;从组织文化学的视角看,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具有异步性;从管理学的视角看,"劳资关系"成为影响学术自由的重要因素;从政治学的视角看,学术自由往往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博弈的结果。总体而言,从多学科视角考察学术自由,不仅丰富了学术自由的内涵,也有利于更深刻地揭示其本质。     

学术自由变迁中的矛盾辨析

在学术自由变迁的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来自宗教、政府、企业甚至大学内部的妨碍,学术自由的发展面临着诸多矛盾.主要表现在: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并非总是一致的,而这种不一致可能会造成对学术自由的压制;大学对学者的刚性管理以及学术资本主义的风行,使得学术研究往往为功利所左右;大学内部的专业化发展造成学术共同体的分裂以及学科壁垒的出现,阻碍了学者在学术领域中自由交流和研究权利的实现;享有学术自由和承担学术责任之间由于“度”的缺失而产生失衡的状态.解决这些矛盾,需要站在学术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的基点上,实现积极的学术自由.     

我国大学组织学术性弱化问题分析

学术性是大学的本质属性,是大学存在的前提,是大学持久生命力的源泉.我国大学组织存在着学术性弱化倾向,表现为大学组织的学术功能弱化,大学组织内学术权力弱化,学术组织有异化现象,学术研究的目的有异化表现,学术性的弱化使大学面临着学术理想的失落,大学发展之根基遭到质疑,因此,本文认为强调以学术价值为核心的大学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教师学术声誉理论与现实问题探究

大学教师学术声誉,是学术共同体对大学教师在增进和发展知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给予的承认和尊敬.我国学术界对大学教师学术声誉少有研究,因此引发了种种学术失范行为,最终导致大学教师学术声誉的不断滑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提高大学教师学术声誉是提升大学学术声誉的关键,因此,教师学术声誉应该成为大学学术声誉评价的核心目标导向.     

从官僚制到官本位:大学组织异化剖析

官僚制运用于大学存在天然局限性,表现为行政等级与学术本位的冲突,明确目标与模糊目标的冲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在中国特定背景条件下,这种局限性不但未能克服,反而发扬光大,致使官僚制异化为官本位。官本位的形成有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有上下对应的行政体制根源,但其根本原因却是利益驱动。官本位背离大学的本来宗旨,侵蚀大学的学术精神,危害大学的学术发展。中国大学欲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行列,须首先破除官本位,重铸学术精神。     

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基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大学高层管理尤其是大学校长必须认真研究的直接关系到大学运作模式及基效果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两种权力协调的理由、两种权力的协调模式,并于强化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建议等方面讨论了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的协调问题。     

论大学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协调

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是存在于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如何处理好这两种基本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大学高层管理者尤其是大学校长必须认真研究的直接关系到大学运作模式及其效果的重要问题.本文从两种权力协调的理由、两种权力的协调模式、关于强化我国大学学术权力的建议等方面讨论了大学内部的两种基本权力形式的协调问题.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大学的学术独立之路

至20世纪20、3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制度变革已由被动地接受外来的教育影响转向主动面向世界、寻求自身变革之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现代大学历史上两位赫赫有名的高等教育大家——蔡元培和梅贻琦，他们分别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为依托，开始探索中国大学学术独立之路，历经学术理念创新、学术组织创新、学术体制创新，中国现代大学的学术，一种真正意义上相对独立于其他活动的学术活动，实现了从观念到形成制度、从制度到实践使制度思想化的过程转变．从而使我国现代大学步入学术独立的殿堂。最后，从中国学术传统和西方大学传统两个角度分析了中国大学学术独立探索的个性特色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研究所的建立与现代学术的自主创新

古代学术的研究传统在清末废书院、兴学堂的改革中受到巨大冲击.通过大规模译书运动和数次留学热潮移植引进的现代学术使中国学术界面临学术殖民的危险.国内知识界要求重建并超越学术研究传统,实现学术本土化和自主化.以蔡元培、凌鸿勋为代表的大学校长在现代学术中心--大学建立了研究机构.研究所的广泛建立及其现代学术研究活动,紧密联系社会实际,拓展了学术群体的认知领域,培养了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能力,解决了我国社会生产生活中的许多复杂问题.我国现代学术在组织化、制度化的研究活动中走向自主创新.     

学术职业与大学教师聘任制

学术职业在狭义上特指大学教师这一群体。以知识材料为核心的学术性工作模式、学术自由的理念、职业准入的内部规则、职业声誉的控制和选择构成了学术职业的丰富内涵。基于学术职业的特点,大学教师聘任制呈现出自身的管理特征。在我国大学推行和改革教师聘任制时,我们必须根据学术职业的特点和聘任制的管理特征,慎重思考制度改革的内在欠缺。     

大学讲座制的历史演变及借鉴

在高等教育内部体制改革浪潮中,重新反思大学讲座制的历史演变,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世纪时期,讲座代表着对学术声望的追寻,对学术教职的尊重以及对学术能力的认可。讲座制为19世纪德国大学赢得了崇高声望,并为世界各地大学所借鉴。20世纪是大学讲座制面临困境,同时也是进行变革的时期。从德、日等国家大学组织调整来看,讲座制远未走向历史终结;从讲座制产生及其演变历程分析,组织背后的理念精神仍需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