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补助与慈善捐赠

以2009—2017年中国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Tobit等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慈善捐赠倾向,促进慈善捐赠,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有协同效应;在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两者关系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获取显著正相关,政府补助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绩效在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关系中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企业绩效显著降低了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文章揭示了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的部分规律,对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技术创新——基于高新技术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本文以中国875家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前期和当期融资约束均会抑制企业技术创新,而事前和事中政府补贴则会直接促进技术创新。进一步对样本按生命周期划分进行时序分组回归,发现处于引入期和衰退期的企业,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无明显的最优补贴时机;成长期企业事前补贴对融资约束与技术创新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显著,即为最优补贴时机;而成熟期企业事中补贴对融资约束与技术创新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最大,即为最优补贴时机。本文的结论为政府补贴的时机选择与政策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政府补贴能让企业更慷慨吗——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企关系的视角,构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通过成本约束、政企关系两大路径对企业捐赠形成"激励效应",政企之间的诱制性"隐性契约"机制促使企业对政府补贴进行正反馈。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的效应强度随企业产权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正反馈意愿与强度,企业营收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该效应强度具有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会弱化企业捐赠对政府补贴的正反馈。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     

政府补贴、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以2016—2017年我国沪深A股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主体,探讨了政府补贴、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研发投资活动普遍存在着融资约束问题,且融资约束严重制约了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政府补贴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直接效应显著,但其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的间接效应不显著。因此,为了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的经济效益,应加强企业研发活动中的政府补贴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政府补贴在融资约束中的缓解作用,从而提高企业的研发投资强度,加快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进程,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并提高经济效益。     

分析师跟踪与企业慈善捐赠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了分析师在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和扩大捐赠规模方面的积极作用,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上述作用更为显著,证明我国分析师尤其是明星分析师能够对企业慈善捐赠社会责任履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采用分析师报告数替代分析师跟踪人数,通过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捐赠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后,以上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带来启示,通过市场中介分析师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慈善捐赠、政企关系与企业价值

企业慈善捐赠是否会带来价值回报,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文章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从政府和市场环境视角出发,采用分组回归的方法验证慈善捐赠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表明:企业慈善捐赠有利于获得发展资源以提高企业价值;相比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捐赠对企业价值的正向影响更显著,而有政企关系的民营企业捐赠的价值效应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高的地区慈善捐赠的声誉效果更好,对企业价值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在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于无政治关联的企业,有政治关联的企业进行慈善捐赠的价值回报更大。文章对于企业战略性捐赠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政府补贴、道德补偿与企业捐赠

根据道德补偿理论,企业无偿接受政府补贴后,面临道德赤字上升的压力,可能会做出更多回报社会的补偿善意行动。文章从道德补偿视角,利用2011—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提高了企业参与捐赠活动的积极性,这一结果在改变企业捐赠度量方式、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同样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道德赤字水平越高,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具体表现为当企业有违规行为或取得超额创新补贴时,政府补贴对捐赠行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不仅丰富了政府补贴社会效益方面的理论,也补充了企业捐赠的动机理论。     

高管背景特征、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

以2009—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为研究对象,基于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重点分析了高管背景特征和代理成本对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捐赠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倾向、规模)有显著影响;费用支出维度的代理成本和企业慈善捐赠(倾向、规模)显著正相关。研究还发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公司规模和盈利水平对慈善捐赠(倾向、规模)也有显著影响。研究丰富了相关领域文献,为从高管背景特征、代理成本角度解释公司捐赠行为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研究文献综述

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的关系是复杂多样的,通过对企业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的文献回顾,发现现有研究缺少对慈善捐赠影响财务绩效的作用机理的分析。本文引入企业声誉这一中介变量,以研究企业慈善捐赠影响财务绩效的路径。通过分析得出:慈善捐赠不仅直接影响企业财务绩效,而且通过提高企业声誉间接提升企业财务绩效,即声誉在慈善捐赠与财务绩效关系中起中介作用。     

企业违规、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

以2006—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违规背景下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变化。研究发现: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水平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代理成本在企业违规与慈善捐赠的关系中能够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并且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在不同产权性质下有所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强。同时发现,在信息透明度较高的情景下,企业更倾向于利用慈善捐赠转移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公众对违规事件的关注。文章为识别企业慈善捐赠的工具性动机提供依据,为净化伪善的企业慈善捐赠提供工具,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领域的有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