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者过度自信、分析师跟踪与盈余管理

从管理者非理性角度,以2006—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以及分析师跟踪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管理者会高估企业未来收益,低估风险,业绩低于预期时有动机进行盈余管理,所在企业的盈余管理更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分析师跟踪降低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缩小盈余操纵空间,监督管理者的不当行为,减弱过度自信对盈余管理的正向影响。研究结论丰富了过度自信和盈余管理领域相关研究,为监督和约束管理者非理性行为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管过度自信、高管持股与并购绩效

本文基于行为财务视角,以2014-2016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事件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高管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高管持股比例发挥了不一致部分中介作用,即高管持股能显著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对并购绩效的负向影响。因此,高管持股能够抑制高管过度自信带来的决策偏误,这为完善股权激励机制提供了证据。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基于宏观经济变化的视角

文章以2003—2017年我国宏观经济变化为背景,考察不同经济形势下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结果显示,无论应计盈余管理或是真实盈余管理,均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产生影响。其中,应计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正相关,真实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负相关。但不同经济发展区间,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存在差异:经济上行期间,由于对企业未来预期较好,管理者倾向于采用风险较小的应计盈余管理来提升薪酬,实施真实盈余管理相对谨慎;经济下行期间,管理者对企业未来预期下滑,变得更加偏好风险,会较少实施应计盈余管理来提升薪酬,转而采用风险更大的真实盈余管理。研究表明,针对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市公司和监管机构应当建立差异化的内控程序和监管政策,从而抑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     

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资行为研究——来自创业板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5年创业板企业为研究对象,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过度悲观与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不同的高管情绪会对企业的研发投资行为产生不同影响。存在高管过度自信的上市公司更会增加企业的研发投入,而存在高管过度悲观的上市公司则会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此外,高管适度理性会适当减少企业的研发投入。通过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进一步研究分析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高管情绪会对研发投入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此研究能够丰富研发投资与高管情绪相关领域的文献,对研究高管情绪与研发投入之间关系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来自A股市场的证据

文章以中国2004和2007年发生高管变更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比较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上市公司高管变更与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新会计准则颁布前后,发生总经理变更的上市公司均存在利用真实活动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但相比较而言,新会计准则颁布后,上市公司新任总经理在上任后一年进行真实活动盈余管理的程度更高。研究结果表明,随着我国会计准则的完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逐渐成为高管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     

高管可观察特征、过度自信与财务危机

通过回顾高层梯队理论、过度自信特征、财务危机成因和高管可观察特征的相关研究成果发现:国内外关于财务危机成因的研究目前集中于企业内部和外部因素的研究,忽视了高管心理因素对财务危机的影响,未考虑高管过度自信这种心理特征的影响;研究较少关注高管团队可观察特征对战略选择(或企业绩效)的影响作用机理,未从高管团队心理特征角度解释。指出: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过度自信作为心理偏差的一种,可通过战略选择对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产生影响;根据高层梯队理论,高管可观察特征决定了高管的心理特征,企业可通过观察和控制高管可观察特征来控制高管过度自信,从而影响财务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该观点为企业财务危机成因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为财务危机防范和高管团队选聘提供了参考。     

管理者过度自信、内部控制与盈余管理

本文选取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检验管理者过度自信这一非理性行为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内部控制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及内部控制在管理者过度自信和盈余管理中的调节作用,并进行了异质性情况下的考察。非理性行为即管理者过度自信与盈余管理显著正相关,内部控制与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呈显著负相关,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由于管理者过度自信而引起的盈余管理行为,产权性质会影响内部控制对管理者过度自信对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但公司规模对上述调节作用没有显著影响。     

高管增减持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

文章以2006—2011年高管持股变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增减持股票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高管增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增持公告日前的累计超常收益率为负数,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股票在减持公告日前有显著的正累计超常收益率;高管增持上市公司倾向于提前披露坏消息,或延迟披露好消息,而高管减持上市公司则相反;高管在增持股票过程中存在负向盈余管理行为,而在减持股票过程中存在正向盈余管理行为。希望本研究结果能够为证券监管机构加强对上市公司高管行为的监督和如何保护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参考依据。     

风险投资持股、高管减持与企业盈余管理

本文以2009-2016年国内A股上市企业经验数据为依据,对高管减持行为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将风险投资这一关键因素引入至两者关系的研究中。研究发现:高管减持与企业盈余管理之间显著正相关,即高管在进行减持之前倾向于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最大利益,且减持行为越激烈盈余管理程度就越高;风险投资的引入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对盈余管理的促进作用,且风险投资持股比例越高,抑制作用就越显著。     

企业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高管过度自信与海外背景的影响

采用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以企业国际化速度对绩效的影响研究为中心,实证检验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将国际化速度按照深度和广度两个维度进行划分,探讨高管过度自信和海外背景对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的影响,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其各自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过度自信与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显著正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与双维度国际化速度均显著负相关;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显著负相关;高管海外学习背景对企业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起到显著的倒U型调节作用;高管过度自信则进一步加深了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绩效之间的负向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