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绩型股权激励、代理冲突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择2011—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对代理冲突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的作用与影响机理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将业绩型股权激励这一重要股权激励机制的治理效应引入两者关系研究中,结果表明:代理冲突加剧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程度,对投资效率产生显著负面影响;业绩型股权激励的实施有助企业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业绩型股权激励显著削弱代理冲突与投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     

公司治理、代理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

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两市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多元回归及Bootstrap法,分析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机制、代理成本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类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股权制衡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第二类代理成本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但不显著。两类代理成本在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股权激励分别与企业技术创新效率间不存在中介效应。     

高管薪酬限制、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从管理者权利理论出发,以沪市A股制造业企业2006—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超额薪酬和企业绩效在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高管薪酬限制对其的影响。结果显示: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区分所有权性质后发现,超额薪酬的负面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超额薪酬能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引入高管薪酬限制政策后发现,"限薪令"颁布后,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水平显著下降且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负向关系转变为正相关,缓解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上述结论表明,在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中,要正确对待和认识企业的超额薪酬制度,防止"一刀切",但在非国有企业中要重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此外,"限薪令"作为一种政府干预企业薪酬改革的方式,弥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在薪酬激励机制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风险投资、财务困境与后上市效应实证研究

文章以企业财务困境为视角研究风险投资在企业成功上市后的作用,即风险投资的后上市效应。以2004年至2012年中国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全部困境企业及其配对企业共732个观测值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检验风险投资的后上市效应。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可以降低上市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几率,即风险投资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督作用以及增值服务功能在企业上市后仍然持续,从而说明风险投资对于被投资企业具有持续的后上市效应。     

实际控制人境外居留权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制造业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实际控制人拥有境外居留权显著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数量及质量,并对资本密集型企业、更高控制权企业、位于制度环境较差地区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拥有境外居留权的实际控制人通过削弱风险承担、加剧融资约束、降低发明者创新效率等机制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     

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特征对代理成本的影响

我国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作为经济发展新的支撑点,同样存在代理问题,如何降低代理成本是公司治理的中心环节。独立董事由于具有独立性,不受经营者的控制,能够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在公司内部治理及公司决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以我国创业板民营控股上市公司2011—2015年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民营控股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特征对代理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比例越高,公司代理成本越低;独立董事海外背景、薪酬对代理成本的影响不显著;独立董事学历与代理成本呈负相关关系。     

产品市场竞争、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以2007-2016年280家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产品市场竞争、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实证结果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和会计稳健性均能有效提高企业投资效率,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和投资不足程度,且两者干预过度投资的作用要大于对投资不足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竞争程度较高的市场条件下,会计稳健性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有着更加敏感的制约作用,这表明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具有显著的互补作用。最后,论文从产品市场竞争与会计稳健性的交互项和企业财务风险两方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     

企业投资内外因素分析：货币政策、股权性质与融资约束

本文以2004年-2014年600多家制造业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结合使用MC(货币政策)衡量货币政策,用投资对现金流敏感度的反映来衡量企业所受融资约束的情况,分析货币政策对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和货币政策对微观企业的投资行为的综合影响。而由于上市企业与非上市企业、国有与非国有企业在现金政策、股利政策、投资效率等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故本文也会做出理论性假设分析。进一步的实证研究发现：当处于紧缩的货币政策时,企业对内部的资金依赖严重,融资约束问题较为明显。而当企业处于宽松的货币政策时,企业的投资活动明显较为活跃;并且发现企业的国有度同样对投资有着正向的影响,国有企业的投资比重仍然高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与企业的国有度为负向影响,所以可以发现我国中小仍然存在融资难等问题。     

风险投资参与、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融资效率

本文以2012-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对风险投资参与、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融资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融资效率呈正相关;风险投资参与与企业投融资效率呈正相关;风险投资参与能够增强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投融资效率之间的相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