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

现阶段以竞争性国企为重点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断推进,而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混合度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企混改绩效有待深入研究。以2013—2017年竞争性国有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样本,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股权混合度对国企混改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且董监高来源在股权混合度与国企混改绩效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机构投资者在混改企业中发挥积极的监督效应,其整体持股比例不仅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及董监高来源与国企混改绩效的关系,而且正向调节"股权混合度→董监高来源→国企混改绩效"这一中介机制。结论深化了股权结构影响国企混改绩效的理论研究,对完善混改企业的治理结构设计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高管薪酬激励、董事会治理与并购绩效

本文选取2012-2016年间实施并购重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高管薪酬激励、董事会治理对并购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了董事会治理对高管薪酬激励与并购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并购绩效为显著负向影响,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与并购绩效都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但是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独立董事占比增加,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都能减弱高管薪酬激励对并购绩效负向作用,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此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建立长效高管激励机制、优化董事会结构,提升董事会工作效率、保持适度的股权集中程度等建议。     

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企绩效路径的实证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影响国企绩效的综合路径主要包括三大路径:通过国有股减持和各大股东间的相互制衡影响国企绩效,通过实施高管薪酬与股权激励影响国企绩效,通过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市场环境影响国企绩效。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混合所有制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国有持股占比度对企业绩效影响具有两面性,即呈U型相关;而通过提高股权牵制制衡度和股权聚集集中度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绩效;通过优化激励机制可以提高企业绩效;通过政策性负担的降低可以提升企业绩效,通过市场竞争、资本市场成熟度的调节作用而影响企业绩效。     

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

选取沪、深A股46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两职兼任等变量的基础上,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高则会相应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此外,农业上市公司的性质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影响,国有性质公司比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所受影响更大。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会抑制其高管薪酬吗?——基于不同产权性质的研究

十九大以来,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进一步推进,各级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惩罚频次和力度明显加大。"天价"高管薪酬也是困扰社会各界的普遍问题。本文以沪深两市2008-2016年发生违规行为的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违规行为的披露和惩罚力度对不同产权性质下高管薪酬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违规行为是否发生以及违规程度对高管薪酬有显著影响,且均为显著负相关;但对于国有上市公司,二者影响并不显著;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违规程度对高管薪酬有显著负向影响,而且能够带来非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明显改善。     

国有零售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研究——基于沪深两市零售上市公司的实证

零售行业因其高度市场化的特点成为当前国企改革的重要领域。本文在对混合所有制经济在我国零售业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以2009—201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着重研究产权性质、产权结构与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国有零售企业绩效低于民营企业;民营零售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绩效呈正相关关系,适当引入国有资本能够提升绩效;国有零售企业的股权集中度与绩效没有显著关系,但是引入其他所有制资本能够改善绩效。国有资本应率先退出零售行业,或者提高零售行业中混合所有制的比例,允许民企控股,从而实现彻底的市场化运营。     

高管-职工薪酬差距、管理层权力与企业绩效

本文以2006年至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高管薪酬、普通职工薪酬、高管-职工薪酬差距、企业所有权性质以及管理层权力多个维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内部薪酬体系的设计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对高管和普通职工实施薪酬激励均可以显著地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提升;高管与普通职工的薪酬差距越大,企业业绩越好;并且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职工薪酬差距对企业业绩的促进作用将受到抑制;我国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职工薪酬差距扩大的原因并非是最优薪酬契约导致的,而是由于管理层权力造成的。     

高管团队断层线、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绩效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断裂带激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2016—201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企与民企1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任务型断层、关系型断层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及薪酬、股权激励对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的调节效应。层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高管在性别、年龄上的关系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强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会弱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