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战略框架下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研究——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4到2016年沪深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从企业产品竞争战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薪酬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高管权力对货币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削弱作用,对于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增强作用。企业实施的产品竞争战略不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不同。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管理层在职消费问题研究

在我国公司管理者的薪酬激励体系中,年薪、股权激励和在职消费是三项重要的组成部分。在2009年"限薪令"发布后,对高管薪酬的限制,使得管理层为了使自己获得必要的报酬,便加大在职消费的支出,这使得在职消费成为企业中一项大的支出,对企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大量的文献是针对在职消费在企业中的影响来进行研究。本文就是基于相关文献,对管理层在职消费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主要就管理层能力、权力对在职消费的研究,在职消费的增加对公司业绩的影响以及金字塔结构与在职消费的关系等方面进行研究。     

内部控制、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

本文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主板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分析内部控制、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研究内部控制是否能抑制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并分析不同产权下这种抑制作用的差异。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能抑制管理层权力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国家控制增强了内部控制的影响,这种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不显著。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差距研究——基于核心高管变更的视角

运用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核心高管变更视角分析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相对于核心高管未发生变更的公司来说,发生核心高管变更公司的管理层权力较小;核心高管发生变更的企业,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或者不相关;核心高管变更会降低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差距的敏感性。     

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创业导向、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

创业导向对企业而言具有战略意义,企业的管理层对企业的成长和组织经营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创业导向能否通过对高管激励来影响企业的绩效值得深入研究。本文选取2009年上市的中国创业板制造业、服务业等365家企业2013—2017五年的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创业导向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高管货币薪酬激励和权益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创业导向对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显著为负。     

管理层未预期货币薪酬、绿色创新投入与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

本文对2013-2017年沪深A股工业上市企业经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绿色创新投入和管理层未预期货币薪酬对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影响与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创新投入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之间显著正相关;管理层未预期货币薪酬显著促进环境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管理层未预期货币薪酬显著增强了绿色创新投入与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之间的相关性。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