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企过度投资

降低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是关系到新时期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重要一环。文章通过手工搜集2008—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的非国有股东相关数据,从股权结构和高层治理结构两个维度衡量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水平,进而考察非国有股东参与治理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非国有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非国有股东委派董事比例越高,国有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说明非国有股东对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能够起到治理作用,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文章结论不仅检验了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的有效性,还发现非国有股东参与高层治理的重要性,为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     

国有集团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模式创新——以中国联通为例

本文针对国有集团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与民营资本的产权配置与资源优势互补问题进行分析,认为国有集团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以资本优化配置为导向进行,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实现国有与民营资本的产权优化配置,形成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在分析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的基础上,总结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混改实施层次、股权多元化、董事会制衡机制、国有民营业务合作、实施员工持股计划五个方面的创新特征,为在重点领域的国有集团企业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创新性示范。     

混合所有制、终极控股结构与控制权私利行为——基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分类改革下的"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终极控股的股权安排与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性股权结构(C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抑制其掏空行为;在控制性少数股权结构(CM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对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会因国有终极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方式而产生差异。当采取掏空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不一定会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当采取援助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加剧国有控股股东的援助行为。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安排和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股权制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

近年来,内部控制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日益盛行,但现有研究鲜有将股权制衡单独作为重要影响因素加以剖析的。文章以三家酿酒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股权制衡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并深入探讨不同制衡股东性质带来的有效性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在中国特殊的公司治理环境下,适当引入股权制衡机制是提高上市公司绩效、规范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手段,而引入国有制衡股东更利于发挥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混合所有制企业大股东构成与企业绩效——基于企业规模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

多个异质大股东并存的股权构成对公司治理和绩效有着重要的影响,这是国有企业混合制改革过程中常常被忽视的深层次结构化问题。以2011年至2016年上市的国有竞争类公司为样本,整合前十大股东中的国有、外资、民营和自然人四类股东的持股比例,选择企业规模作为异质门槛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非国有大股东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都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且从正到负地递减,结果显示:混改能促进改善大部分国企的绩效,但提升集中度和制衡度对于较大规模的国企绩效产生不利影响。研究结论为国企混改的顶层设计和分类指导提供了理论支持,丰富了股权结构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相关研究。     

股权结构对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效应——基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异质股权制衡的理论与经验证据

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背景下,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混合主要通过投资行为来实现,这一过程必然加大过度投资风险,但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过度投资行为可能产生调节作用,从而约束过度投资行为。根据股东关系假设,如果制衡股东对控股股东发挥了监督作用,则会降低这种风险;如果制衡股东与控股股东之间合谋共同掠夺中小股东,则会加剧这种风险。由于存在国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的客观前提,股东关系会受到资本属性的影响。控股股东持股在10%~50%区间时,如果控股股东与制衡股东性质相异,第二大股东的制衡变量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发挥监督作用;如果控股股东与制衡股东性质相同,二者都为国有资本属性时,股东之间的利益行为异化从而产生了制衡效果,表现出"同而不合",二者都为非国有资本属性时,制衡变量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股东之间的合谋概率较大。     

公司治理机制对旅游上市公司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对相关文献的研究,选取公司治理和旅游企业绩效指标,以沪深两市32家旅游上市公司2003—2014年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公司治理对旅游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国有股东持股会提高旅游公司企业绩效;股权集中的旅游上市公司整体绩效较好;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没有达到应有监督效果;经理层激励制度会提高旅游企业绩效。增加国有股东的持股比例,提高股权集中度,完善董事会和独立董事制度、管理层股权和薪酬激励等措施,有助于提高旅游上市公司绩效。     

探索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实现路径——以T科技公司为例

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公布首批改革试点企业名单,国药集团和中国建材两家央企成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何混?和谁混?怎么混?是国有企业混改面临的根本问题。解决好这三个问题,有助于拟混改国有企业明确战略发展方向,科学设置股权比例实现股权制衡和股权激励。文章以某国有独资企业T科技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T科技公司的混改之路,深刻剖析科技类国有企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解决办法,通过T科技公司混改案例的示范作用,促使更多国有企业进行有益尝试。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关键问题探讨

随着中国联通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的落地,标志着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改革形式与方向日渐清晰。但从企业具体操作层面来看仍存在诸多挑战,急需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达成共识。文章从公司治理角度出发,探讨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亟待解决的几个关键问题,认为优化股权设计是国企混改制度基础,科学合理的控制权配置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有效的经理层激励约束机制是释放国有企业改革活力的核心。特别是开创性地提出了资产专用性及专有性呈现价值的概念与度量方法,为控制权的量化分析与配置提供了依据,并以西安曲文投与丫丫影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成功经验诠释了三项关键因素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期为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声音

<正>刘昆:财政部门要完善股权董事管理制度体系2018年度财政部国有股权董事及高管人员培训班在北京举行,财政部党组书记、部长刘昆强调,财政部门要完善股权董事管理制度体系,加强实质化管理,严格落实股权董事在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层面参与决策、流程把控、执行监督、信息枢纽、参谋智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