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战略框架下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研究——基于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

本文以2014到2016年沪深A股民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对象,从企业产品竞争战略的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权力对于薪酬激励与企业内部控制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货币薪酬激励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正相关的,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是显著负相关的。高管权力对货币薪酬与内部控制之间的正向关系有削弱作用,对于在职消费与内部控制之间的负向关系有增强作用。企业实施的产品竞争战略不同,高管权力的调节作用不同。     

高管薪酬激励、代理成本与企业社会责任

本文利用我国A股2009—2016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以代理成本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薪酬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以及代理成本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高管货币报酬激励以及代理成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有正向影响,即高管的货币报酬激励越高,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越好,企业代理成本越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也越好;但是若对高管进行股权激励,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则较差。进一步研究表明,代理成本可以强化货币薪酬激励与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正向关系,而在股权激励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正向调节作用并不显著。由于研究高管薪酬激励与社会责任表现关系的文献中大都研究高管薪酬对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直接影响,仍未进一步探索代理成本在两者之间的调节效应,所以就本文的研究将拓展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研究领域,对制度制定者、股权投资者和债权人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最后,能够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提供有益参考,促使企业采取适合本企业目标的薪酬激励机制。     

高管薪酬、企业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研究了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且考察了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会加大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而高管薪酬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采用2007-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企业避税行为会加大过度投资;高管薪酬的提高有助于缓解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高管激励机制对创新驱动战略倾向性的影响研究——基于国有企业财务业绩的动态调节视角

财务业绩变动是否会影响国有企业高管对企业创新驱动战略的态度?针对这一问题,文章基于薪酬契约理论,在分析高管激励与创新驱动战略倾向性关系的基础上,引入财务业绩指标作为调节变量,力图揭示财务业绩变动对二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货币激励和股权激励均对企业创新驱动战略指标起到了提升作用;财务业绩变动对高管货币激励和技术人员比例指标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对高管货币激励与研发投入关系并没有产生调节作用;财务业绩变动对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入、技术人员比例关系均起到正向调节作用,财务业绩水平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驱动战略指标的促进作用越大。     

高管内部货币薪酬差距与非效率投资

本文以2015—201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高管内部货币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内部货币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为"U"型,这种影响在过度投资中更为明显;产权性质弱化了高管内部货币薪酬差距对非效率投资的抑制作用,产权性质的弱化作用主要体现在过度投资中;高管持股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高管内部货币薪酬差距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高级管理人员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直接推行者和负责人,如果其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无疑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推行将会十分有益。本文从薪酬激励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高级管理人员推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动机"。结论显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负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的关系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     

高管团队断层线、激励机制与企业社会绩效

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对企业社会绩效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基于高层梯队理论、断裂带激活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以2016—2018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国企与民企100强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高管任务型断层、关系型断层与企业社会绩效的关系,以及薪酬、股权激励对高管团队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的调节效应。层级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高管在性别、年龄上的关系断层线与企业社会绩效是正相关关系,高管股权激励能够强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高管薪酬激励会弱化高管关系型断层对企业社会绩效的影响。     

上市公司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果实证——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根据代理成本理论,有效的货币薪酬激励机制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利益协调机制,能够激励高管提高努力程度和减少机会主义行为,从而提高公司经营绩效。通过构建动态模型并利用系统GMM方法对上市公司高管的货币薪酬激励效果进行实证和分析,研究发现:高管货币薪酬与公司经营绩效紧密挂钩的情况下,高管货币薪酬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公司经营绩效。该研究结论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当前的高管货币薪酬激励机制发挥了较好的公司治理作用,体现了在我国目前制度环境下上市公司以高管货币薪酬激励为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