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委员会、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基于我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

文章以我国A股2001年以前上市的民营企业2014—2017年连续4年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对审计委员会、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三者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与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两类效率损失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审计委员会具有直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在盈余质量对资本配置效率作用的研究模型中发现,审计委员会对这种作用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即审计委员会可以加强盈余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的正向相关关系;审计委员会在高成长性公司中可发挥的效用高于在低成长性公司的效用,且主要表现在对过度投资的约束上;在现金流充裕的公司中,审计委员会主要在抑制过度投资方面有效,而对现金流缺乏的公司,审计委员会则主要在缓解投资不足方面有效。     

金融资产配置是否扩大了高管薪酬差距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近年不可忽视的一种现象。以2008—2017年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高管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有助于高管获取超额薪酬;当金融资产配置的收益为正时,其扩大高管外部薪酬差距的效应更明显;企业配置不同获益类型的金融资产会对高管外部薪酬差距和高管-员工薪酬差距产生差异化影响;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缓解高管-员工薪酬差距效应显著;"平滑动机"、"扭亏动机"在金融资产配置和两类薪酬差距间发挥了不同的调节效应。本研究拓展了金融资产配置经济后果与薪酬差距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也为企业高管薪酬契约设计和政府部门分类监管金融投资行为提供了微观证据。     

高管薪酬、高管持股与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

公司治理因素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重要影响,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必然影响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而国有股权的存在使代理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基于国有股权的调节效应,研究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影响。研究表明: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水平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均存在正向影响,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薪酬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会对高管持股与社会责任绩效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因此,企业改革进程中,应当全方位优化企业当前治理结构,才能有效提高企业运营效率。     

高管薪酬影响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研究

本文以股东和高管的代理冲突为切入点,以2012—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越高,资本结构向上调整速度越快,高管薪酬通过增加净负债的方式促进资本结构调整;当企业实际资本结构低于目标资本结构时,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调整速度的影响只在国有企业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低的环境下有效;高管股权激励在资本结构优化调整方面未发挥显著作用。     

股权结构、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

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股权结构调整如何影响高管薪酬制度设计是推行市场化薪酬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文章以公司业绩增长为高管薪酬差距合理性的衡量标准,研究高管薪酬差距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以及股权结构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显示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高管薪酬差距越大,上市公司企业绩效越好;国有股权正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股权集中和股权制衡负向调节高管薪酬差距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且在不同股权性质的上市公司负向调节作用存在显著差异。     

混合所有制、高管薪酬与技术创新

新一轮混合所有制改革将重塑我国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以混合所有制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高管薪酬的不同表现形式,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资本是否控股对二者关系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货币薪酬、股权薪酬和在职消费均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高管薪酬激励越大,企业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国有资本控股对高管薪酬与企业技术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从而从高管薪酬设计的视角,证实国有控股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积极作用。因此,应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程度,积极关注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持股情况,切实多层次多形式加强高管激励,提高混合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资本结构优化问题是关系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影响价值最大化目标实现的焦点问题。文章以资本结构动态权衡理论、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探讨委托代理关系中高管薪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与资本结构调整速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与资本结构偏离程度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负债过度企业中,提高高管薪酬更有利于加快资本结构调整,改善资本结构偏离问题;非国有企业中,提高高管薪酬有利于加快资本结构调整,但资本结构调整效果不及国有企业。本研究为高管薪酬体系的设计、资本结构优化以及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资本结构决策等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与企业资本成本

本文选取2007年至2016年在我国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不平衡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了投资者情绪、高管持股状况和企业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这些代表高管持股状况的变量与资本成本呈负向关系;高管持股状况在投资者情绪与资本成本的关系中起到调节变量的作用,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都可以增强投资者情绪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作用。     

高管薪酬粘性、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企业过度投资

基于沪深A股2008—2016年上市公司数据,从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视角实证检验了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薪酬粘性越强,企业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机构投资者持股显著削弱高管薪酬粘性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区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将机构投资者划分为稳定型与交易型,发现稳定型机构投资者负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过度投资的正相关关系,且这种调节作用只在强高管薪酬粘性组成立。文章的研究结论对完善企业薪酬制度、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以及引导机构投资者健康长足发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结构对企业成长性的作用机理

本文从高管薪酬结构出发,探究其对于企业成长性的作用机理。通过简述高管薪酬结构与企业成长性的含义与形成的理论基础,参考目前的研究现状,将货币薪酬、股权激励与在职消费三方面共同作为高管薪酬结构的构成要素来进行分析。其中货币薪酬与股权激励两者作为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最常用的方式,对企业成长性有着显著的正向激励作用;在职消费对企业成长性的作用并未形成固定结论,还需更深入的研究验证。最后,提出了建议以改善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结构,发挥其最大效用以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