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通过比较两大法系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联系我国的具体情况,认为建立我国的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首先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宪法依据,然后在行政诉讼法中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条款,并采用美国的"绝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模式.     

非法与瑕疵:证据排除的新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现了刑事诉讼中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之间的冲突,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一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争论的焦点。两个证据规则的出台明确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正式确立,但该规则同时规定有瑕疵证据,二者在证据的基本属性上有本质的差异,对其排除与适用规则也有不同规定:非法证据一律排除,瑕疵证据则可以有条件转化适用。     

论刑事诉讼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在法律层面确立了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整个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首先需要厘清的是"非法证据"的范围问题。通过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发源地美国对于"非法证据"范围的界定得知,规则的目的决定规则的适用范围。制约侦查权之滥用及保障被追诉人的合法权利,是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目的和根本价值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构

刑事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由于其自身的独特价值一直是我国立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热点。在明确非法证据内涵的基础上借鉴各国相关制度规定，论述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意义并提出初步构想。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思考

对于非法证据排除的研究,以前理论界一直偏向从刑事诉讼角度研究,从民事诉讼角度对该规则研究的论述偏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代表着诉讼文明的大趋势,其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正式确立将成为一种必然。本文通过对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梳理,并对我国如何民事诉讼中建构该制度提出了建议。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

2012年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正文中称新刑诉法)从非法证据的排除机关、范围、具体程序、证明方式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近年来鲜有排除非法证据的实际案例,该规则的实践效果不彰已成事实。这其中既有来自刑事诉讼证据规则、诉讼模式的障碍,亦有规定本身缺陷、配套措施未得落实的原因,这些都是未来实践中需要克服的因素。     

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完善

非法证据是相对于合法证据而言的。对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律抉择问题,它实际上是一个与法律价值取向相关联的价值权衡问题,更是刑事诉讼法律价值在司法实践中的集中表现。排除非法证据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人权,限制公权力,追求程序正义,维护司法公正。我国对于非法证据材料是否可以作为证据采用,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规定,在司法解释中只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面对这一不系统、不明确的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又未予以严格遵守,也难以操作,导致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屡禁不绝,冤假错案不断滋生。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利的需要,也是适应刑事诉讼发展趋势和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     

美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适用范围、例外及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为美国刑事司法制度的核心,对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任何规则,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不例外。我国在构建适合自己的刑事司法制度中,也注重借鉴美国的经验。希望通过分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产生历史、设置理论、适用范围和诸多限制等问题,为读者全面勾勒出该规则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希望我国学术界能正确认识该规则并在未来建立适合于自己的体系。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治化进程——以《刑诉》和《规定》的对比分析为切入点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贯彻实施能够有效避免刑事诉讼中采用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侵犯人权方式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这项制度的确立在我国刑事诉讼法领域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随着法律体系的日趋完善,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在继承《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规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丰富和完善,本文试图在剖析法条的基础上,理清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彰显其进步意义所在。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我国刑事立法乃至司法之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制并非是十分完善的,其缺失和不足仍然是严重的,这反映了我国证据制度的滞后性和程序公开的刑事理念根基的薄弱,反映了立法和司法人员在实现真实,控制犯罪与权利保障、程序正义价值寻求中的两难选择,本文尝试对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建立提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