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诉案件和解制度的构建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权、稳定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构建和解制度,有助于缓和犯罪行为人和被害人之间紧张的关系乃至仇恨,恢复稳定的社会关系,更好地实现我国刑事立法的意图.在构建和解制度时,应当注意保障各诉讼主体的权利,设置必要的监督机制,在实现司法效率的同时,确保司法的正义和公正.     

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存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3种学说,但是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刑事和解存在诸多区别,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嵌套在西方的法学理论体系之下。立足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谐司法、利益兼得、契约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我国今后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奠定了基础。     

我国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

虽然在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存在恢复正义理论、平衡理论、叙说理论3种学说,但是我国的刑事和解与西方的刑事和解存在诸多区别,不能简单地将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嵌套在西方的法学理论体系之下.立足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司法实践,和谐司法、利益兼得、契约理论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为我国今后构建刑事和解程序奠定了基础.     

对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项新的刑事司法制度,刑事和解制度符合刑法的谦抑精神,是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体体现,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处于探索和完善阶段,其司法实践价值已经逐渐得到认可和重视。结合我国国情,构建刑事和解制度体现了和谐司法的要求和现实需要,也是我国司法改革和法治进步的必然要求。     

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的困境和出路

从维护被害人的诉权出发,结合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认为司法实践应打破"先刑后民"传统模式,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立法,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与国家补偿制度,将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良性衔接,从而实现我国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济途径多元化。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构建

刑事和解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要改革措施,其理论基础有,无讼与和合文化、刑事司法哲学的转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但是,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和解存在功能性缺陷和相关法律制度缺位的困境.因此,有必要从存在的困境出发,具体在立法选择和程序设计上探讨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如何合理构建.     

论中国司法体制下刑事和解的弊端

刑事和解制度是西方恢复性司法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引进和采用刑事和解。绝大多数的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将刑事和解制度视为一种解决加害人和被加害人之间矛盾的有效方式之一。分析了刑事和解在我国司法背景下的弊端以及中国采用刑事和解带来的不良后果。     

刑事和解在我国现阶段的存在价值及其局限性

2012年3月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增加了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从而使有争议的刑事和解程序有法可依。刑事和解制度存在着积极的社会价值与法律价值,但也有缺陷,应该理性看待刑事和解制度。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理论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在我国施行一套完整、有效、切实的刑事和解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检调对接——刑事和解的最佳路径

刑事和解具有正义与效率的双重价值,检察机关在刑事和解的作用较为特殊,不仅能够统一司法结果的运用,也能够体现监督的职能。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和解机构,确立和解检察官等制度来规范检调对接工作。     

刑事和解的规范与突破

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是以我国传统的和合文化以及孔子的＂无讼＂文化为根据,是对农村＂私了＂现象的有条件接受和规范之结果。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制度存在各地规定的和解条件和范围不一,＂以钱赎刑＂现象的实然存在以及效果有限等问题,故应以规范和解的条件和程序为前提,扩大刑事和解的范围,并实现刑事和解的多样化。     

刑法若干问题的宪法溯源

宪法和刑法在法现象和价值诉求上有着极大一致性。对刑法一些制度设计的正确把握和全面理解要从宪政思想中追根溯源。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二元分立为近代刑法提供了土壤环境。国家的刑罚权来源于公民基于社会契约的授予,其中制刑权应由公民的代议机构行使。刑法的制定受到众多因素的制约,最深层的因素是公民的个人欲求。刑法应寻求”有限”与”有为”的平衡,实现人权保障机能与社会保护机能的协调。所有行使公权力的人员,都是公职犯罪的主体。     

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徘徊——刑事被害人保护制度探析

传统犯罪学侧重于犯罪人的人权保障。随着被害人学的兴起,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被广泛重视。我国现行法律将被害人规定为当事人并享有多项诉讼权利。但是,无论是在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对被害人的保护都显现出不足。文章通过比较分析我国与国外相关立法,指出了我国现行法律的缺漏。重新构建了我国刑事被害人保护的理论根基,探求犯罪人人权保障与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的平衡,并从立法、社会和个体三个层面,阐述了完善被害人保护的制度设置。     

亲亲相隐——刑事立法的理性选择

亲亲相隐是中国古代法制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原则。它的合理性在当代仍不可忽视。刑事法治中应构建现代容隐权,尽快在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增加相关规定。     

浅析我国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缺失的原因

性权利作为人身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应予以平等保护,但我国现行刑法只突出对女性性权利的保护,关于男性尤其成年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刑法上几乎是空白。然而世界多数国家及我国港、澳、台地区都已就男性性权利刑法保护进行了全面的立法。在目前男性被性侵案件频发、社会危害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文章认为对人生理的固有认识、男权主义惯性思维、男性被性侵的隐性特征等都是导致我国忽视对男性性权利进行刑法保护的重要原因。随社会的进步,以上因素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现在推动有关男性性权利保护的刑事立法正当其时。     

沉默权及其在我国的确立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是否确认该权利及是否建立了保障其实现的程序机制,不仅体现出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对实体真实与程序正当、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等相冲突的诉讼价值的选择态度。而且也反映出一国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状况和刑事诉讼文明进步的程度。在我国。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和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影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一直在定罪尤其是量刑中发挥着重大作用,而沉默权却长期为人们所忽视,或者说根本没有被人们所关注。本文意在对沉默权作简要介绍,并就沉默权在我国的确立作一探讨。     

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刑理基础

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切合人权保障、谦抑、宽容的刑法理念,体现了公正报应和功利预防的刑罚目的,符合我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犯罪前科消灭制度已成为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和趋势,顺应此种潮流和趋势,有利于我国刑事立法走向国际化、走向世界。     

我国刑事诉讼辩诉交易制度引入的障碍分析

辩诉交易制度对于提高刑事诉讼效率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引入这一制度尚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从在制度和观念上尚未完整地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公诉案件控辩双方诉讼地位悬殊、刑事诉讼中无证据开示制度以及刑事诉讼立法关注被害人的趋势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实体法与程序法视野中的受贿罪追诉——足球裁判受贿若干法律问题研究

司法是否介入足球裁判受贿事件 ,涉及到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适用。新刑法实行相对主义罪刑法定 ,给司法留有合理“空间”。中国足协是体育法赋予了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的社会团体 ,受足协委托从事公务的足球裁判受贿可以按刑法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 ,这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行贿俱乐部主动的揭发 ,受贿裁判的忏悔供认 ,为追诉犯罪提供了重大线索 ,已经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条件和标准。法律不要求举报人在立案时提供全部确实充分的定案证据。     

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的制度构建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全面收回死刑核准权，对死刑复核程序的改革与重塑已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发挥其作用对理论和司法实践都有着深刻的指导作用。检察机关介入死刑复核程序应坚持双重身份，同时履行刑事追诉职能和法律监督职能。通过赋予检察机关死刑复核程序启动权，最高人民检察院行使死刑复核案件的启动、支持公诉、审判监督等职能，介入死刑复核程序，最终实现维护司法公正、尊重和保护人权的目的。     

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取保候审是一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强制措施。具体说来是指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具体执行,责令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的刑事强制措施。当前的取保候审率低使得这项强制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取保候审常常被作为国家权力手段而非公民的基本权利来对待,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重构应该借鉴西方保释制度,将取保候审视作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