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研究：基于DEA-Tobit模型

以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规模收益不变条件下的DEA模型测算1995-2013年环境约束下的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并运用Tobit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中国能源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东中西部能源效率依次递减,区域间差距不断扩大。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人均GDP和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人均资本、煤炭消费量、政府干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分区域来看,各因素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能源效率的影响方向和作用程度不相同, 人均资本、煤炭消费量的影响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负,人均GDP的影响在各地区显著为正;产业结构的影响在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西部地区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显著为负;政府干预的影响在东中部地区显著为负,在西部地区不显著。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综合测算,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显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能源效率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从纵向来看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从横向区域对比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也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环境约束下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提升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保障能源安全是加快实现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途径。以黄河流域36个资源型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建立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7-2019年能源效率投入产出指标的统计数据,采用C_²R模型和SBM模型测算比较考虑环境污染产出和不考虑环境污染产出的能源效率值,并采用Tobit模型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进出口、外商直接投资、政府影响力和资源开发程度方面分析考虑环境约束下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除庆阳市、鄂尔多斯市、洛阳市、濮阳市、三门峡市、东营市、宝鸡市、咸阳市和榆林市外,黄河流域大部分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处于非有效状态;根据不同分类标准,成长型、油气类、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水平最高;经济发展水平对全部和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上游地区资源型城市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产业结构对上游地区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游和下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影响力对全部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开发程度对全部城市、上游地区资源型城市能源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鉴于此,建议各地市需寻求适合自身特点的发展模式,重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加大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提升政府影响力和加大加快技术创新。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基于能源消费结构的调节作用

为探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论文利用SBM方向距离函数测得全国各省市“经济-资源-环境-社会”四位一体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环境规制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治理投入型和公众参与型4类,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门槛效应模型,进而得出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作用、间接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通过调节能源消费结构对当地和邻地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2）在门槛检验方面,能源消费结构对命令控制型、经济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门槛效应,同时在能源消费结构调节下,命令控制型和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其本身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间接作用存在门槛效应。建议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时要考虑到其与能源消费结构的交互作用,并且在不同能源消费水平地区采用适宜的规制方法和强度,以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作用。     

考虑非期望产出的区域能源效率评价研究

传统的能源效率评价模型往往只涉及能源消耗及经济产出两类变量,忽视了能源消耗带来的环境影响及能源与相关要素的替代作用.本文在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框架下,统筹考虑能源的非期望产出和相关要素,基于超效率DEA方法构建了一种新的能效评价模型.利用1995～2005年我国28个省区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总体能源效率偏低,在维持一定水平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区域差异较为显著.     

环境规制对中国房地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分析——基于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伴随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大量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但现有文献在测算房地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时,基本忽视了环境污染问题,从而无法反映房地产业真实发展水平。本文选取污染物排放量作为非理想产出,运用基于方向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中国31个省份的房地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进行测度,并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对影响生产率的多种因素加以分析。研究表明：2008—2017年,我国房地产业GTFP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增速缓慢,东部地区的房地产业GTFP增长速度总体高于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增速则与全国均值基本持平,整体态势保持平稳;技术进步所引发的“增长效应”是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动力源泉,而技术效率所带来的“追赶效应”则影响较小;从现实因素考虑,房地产业发展水平与投资回报率对生产率的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但资本强度与生产率的增长呈现负相关,劳动生产率对其则无明显统计意义上的相关性,环境规制和生产率之间大致呈倒“U”型关系,合理的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创新补偿效应大于成本负向效应,因此“波特假说”在中国房地产业成立。     

振动筛筛分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从筛面结构参数、物料性质、振动筛振动特性参数、振动电机选择等4个方面分析了影响筛分效率的因素,提出了提高筛分效率和处理量的措施,对改善筛分性能具有较好的指导作用。     

“一带一路”省市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2006—2016年经验数据的分析

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计算2006-2016年我国 “一带一路”沿线各省（市、自治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讨论全要素生产率的区域差异和动态规律,并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化进行分解,探究其变化的内在来源和驱动因素,以准确把握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差异和演变特征。研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呈 “U”形变化趋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有效改善;“一带一路”区域内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区域异质性,东南沿海省（市）高,其次是东北、西南,最低的是西北地区;技术进步是驱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重要因素,研发投入、专利申请数量、新产品销售收入和“一带一路”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矿业城市能源消费碳排放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对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子的定量分析是目前碳排放研究的热点之一,本文利用IPCC碳排放计算方法对武安市2002~2013年能源消费碳排放量进行了动态测算,并基于在环境经济研究中被广泛应用的STIRPAT模型计量拟合了能源消费碳排放与人口、人均GDP、能源强度、碳排放量强度、城镇化率的多元线性模型。结果表明能源消费碳排放量在研究阶段内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而人口、人均GDP、城市化率、碳排放强度、与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弹性系数为0.295%、(-0.420+0.929InG)%(G为人均GDP)、0.255%、0.188%。能源强度每减少1%,能源消费碳排放将会减少0.056%。同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碳排放之间并没有出现环境库兹涅茨(EKC)曲线特征。据此研究认为缓解环境矛盾可以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加大科技投入等入手。     

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研究

为考察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发展的影响,利用EBM-GM L指数测算了2008—2018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能源开发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基于非线性全面FGLS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能源开发产业绿色效率水平整体偏低,但呈波动上升态势;环境规制...     

基于面板数据模型的我国能源消费特征研究

运用系统聚类与K-均值聚类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进行基于环境污染数据的集群分类。然后采用面板模型中的变系数模型与变截距模型,以24个省份2006—2011年的煤炭、焦炭、原油、燃料油、汽油、煤油、柴油和天然气消费量作为原始数据,分析不同组别各类能源的消费平均水平和消费倾向。研究表明,虽然污染程度变化滞后于能源消费倾向变化,但能源消费倾向变化可能会引起污染程度变化;能源消费倾向与环境污染程度呈负相关;地区能源消费特征与其产业结构、资源丰富程度有关,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以集约型为主的地区能源消费强度和能源消费倾向比较低,反之则较高。最后,基于能源消费特征提出了一些协同节能环保的政策建议。     

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山东省16个地市面板数据的PVAR实证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研发活动成为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环节,厘清研发投入、创新绩效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有利于从深层次理解区域科技创新转型的内在实质,为促进国家创新驱动转变提供参考。基于2012—2020年山东省16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建立PVAR模型,运用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方法研究研发投入、创新绩效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以及这种关系在山东省三大经济圈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相互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在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其中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分别为40.1%、39.8%;经济增长对创新绩效存在抑制作用,在胶东经济圈表现更明显,创新绩效会促进经济增长,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5.9%;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贡献度较低,胶东经济圈呈滞后1～2期的抑制作用,创新绩效对研发投入呈滞后1期的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和胶东经济圈响应强度和速度上更为显著,在鲁南经济圈贡献度高达80.4%。研究认为山东省整体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省会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促进作用,但是经济增长和研发投入到创新绩效的转化能力不高;胶东经济圈经济增长与研发投入、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之间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创新产出与经济增长两者的转化效率较低;鲁南经济圈经济增长、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促进作用,但是三者之间缺乏更有效的良性互动。     

河南省常规能源投入产出效率的数据包络分析

本文利用河南省统计年鉴和河南省投入产出表1980年以来的数据,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对河南省工业GDP与常规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河南省工业因能源投入过量而属于技术无效,河南省常规能源的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为实现河南省可持续发展,有必要对工业采取措施。要促进节能技术创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高工业和能源行业集中度,获取工业能源消费的规模效益;调整工业结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优化能源结构,协调发展常规能源和清洁能源。     

基于我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碳排放量影响因素分析

采用我国30个省份2003—2010年的相关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影响我国各省份碳排放量的各种经济发展内生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状况、居民消费方式、城市化进程都会引起碳排放量在不同程度上的增加,上一年碳排放量也对当年排放量产生正向影响,政府环境规制投入在当年不能降低碳排放量,而且还将付出一定的碳排放成本,但其抑制碳排放量的作用会在第二年体现出来,并且滞后一期抑制作用要强于当期的碳排放成本,有利于降低碳排放量。     

金融发展、技术进步与全要素能源效率——基于中介效应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0—2016年我国30个省市区的样本数据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非期望产出的DEA模型对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综合测算,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的中介效应。研究显示,我国金融发展水平和能源效率总体呈现增长的趋势,但区域间存在较大的差距,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西部;从纵向来看金融发展与能源效率具有相同的变化规律,从横向区域对比来看,金融发展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也是全要素能源效率最高的地区;技术进步在金融发展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对能源利用效率的影响研究

文章采用“一带一路”沿线省份2013—2018年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的共同相关估计模型（dynamic panel co-correlation estimation，DCCE），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FDI、环境规制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FDI能够通过技术溢出等效应降低地方的能源强度，改善能源利用效率。环境规制在FDI与能源利用效率之间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因此，将环境规制水平纳入模型中进行检验。具体结果为：1）FDI与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都对能源利用效率产生积极影响；2）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值4.295时，FDI对能源利用效率存在积极作用。针对以上结论提出：中国应借力外资引入发展绿色经济；应实施差异化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合理规制水平；构建合作交流框架，缩小区域间能源利用效率差距。     

实证分析新能源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低碳经济时代，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各国在新世纪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了找出影响我国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规律，本文利用1990-2008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价格、新能源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费量比重等数据，构建了一个回归方程。分析发现1990-2008年，工业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新能源发展的主要因素，新能源的发展主要还是由能源价格所决定的，发展新能源依然是规避未来国际能源市场供需风险的途径。通过对新能源产品成本的分析，可知造成我国新能源发展现状的根本因素是较高的生产成本及落后的技术。因此，新能源发展成败的关键依然是技术创新。     

实证分析新能源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基于协整分析与格兰杰因果检验

在低碳经济时代,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已成为各国在新世纪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了找出影响我国新能源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规律,本文利用1990—2008年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价格、新能源消耗量占总能源消费量比重等数据,构建了一个回归方程。分析发现1990—2008年,工业排放带来的环境问题并没有成为影响新能源发展的主要因素,新能源的发展主要还是由能源价格所决定的,发展新能源依然是规避未来国际能源市场供需风险的途径。通过对新能源产品成本的分析,可知造成我国新能源发展现状的根本因素是较高的生产成本及落后的技术。因此,新能源发展成败的关键依然是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