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的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高质量发展探讨

自1956年中国建立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以来,已经基本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历史原因,自然保护地存在着交叉重叠、权属不清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自然保护地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国内自然保护地发展现状,分析自然保护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和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后高质量发展方向、主要目标与实施要求,并以广东南岭国家森林公园为案例,探讨基于整合优化后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途径,以期为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科研监测、自然教育和社区发展等多种功能充分发挥提供案例。     

一种基于多维度生态评估的自然保护地 边界优化方法——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 园区为例

科学准确划定自然保护地边界是设立保护地及制 定和实施保护管理措施的首要前提，厘清自然保护地边界 是在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的过程中首要解决的问题。以生 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双保护为目标，基于InVEST和 SWAT模型综合评估生态系统服务，并基于生物完整性等级 (Degree of Biological Integrity，DBI)和生态增强因子 (Enhancement Factor，EF)评估了保护成本及生态效益， 提出了一种自然保护地的边界优化方法。基于这种方法将三江 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现有边界优化为涵盖总体自然边界、 核心生态边界与管理边界的多重边界，从而使生态系统服务得 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使生物多样性保护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 并同时考虑管理效益，确保新增保护成本较低。     

国土空间规划背景下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问题探讨

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是影响自然保护成效的重要因素,其性质是特殊保护目标下的人文生态综合体.自然保护地乡村社区规划包含了比一般"村庄规划"更广义的构架,涉及社区的自然保护地规划、空间规划和部门专项规划3类.三者以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乡村社区,但之间缺乏紧密的衔接和联系,而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构为各类自然保护地乡...     

福建省自然保护地边界交叉重叠的格局特征

中国正处于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阶段,解决保护地交叉重叠与多头管理是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的重点和研究热点。厘清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格局特征是优化整合的关键步骤,可为自然保护地边界调整提供基线参照。选取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特征显著的福建省为研究范围,基于ArcGIS解析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的空间关系,从自然地理和社会经济两方面分析保护地空间重叠的分布特征。结果表明:1)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包括完全重叠、部分重叠和内嵌3种空间类型,其中部分重叠的比例最高;2)自然地理方面,福建省自然保护地空间重叠主要分布在水资源丰富、植被覆盖度高且地形地貌差异大的生态交错区;3)社会经济方面,自然保护地主要分布在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与道路的距离、城乡居民用地距离较近。对交叉重叠的分布特征和关键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针对不同空间重叠类型提出空间整合和管理机制优化对策,以期为福建省自然保护地优化整合提供技术支持和政策建议,为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改革提供参考。     

长庆油田生态油气田建设探索与实践

介绍了长庆油田生态油气田的建设目标,阐述了具体做法：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体系,依法合 规抓项目建设,分步分类解决油田突出环境问题,打造生态文明示范样板,强化环境风险防控,建立生态环境考 核体系。得出：坚持正确的保护理念是建设生态油气田的前提,打造生态油气田示范工程,持续推进生态建设、 丰富生态保护内涵是促进生态油气田建设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因素。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思想、不触碰生态 红线、积极履行生态油气田建设与保护的职责,是企业促进绿色、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思考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建立分类科学、布局合理、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关键路径。为解决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生态系统破碎、区划不合理等问题,从技术和操作层面,提出了以自然资源和保护现状研究为基础,以资源价值评估为依据,通过整合、归并、优化、转化、补缺5项任务探索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为中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提供路径和方法。     

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研究： 基于国际大河流域对比分析

在“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制定和长江大保护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下,有必要开展国际视野下的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研究。通过国际比较、空间荟萃分析、个案研究,基于“保护价值-人为干扰”分析框架,对全球大河流域自然保护优先度及自然保护地现状进行评价,筛选出亚马逊河、湄公河、育空河、多瑙河4个典型案例,剖析其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异同。研究发现:1)长江流域整体属于“高价值-高干扰”区域,局地存在较大空间差异;2)国际大河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治理主体和途径存在普遍共性,但在空间优化模式和关键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最后,从治理主体、驱动力、治理途径、空间优化模式、关键议题等方面提出长江流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路径建议。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评估的市域自然保护地体系优化：以福州市为例

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体制改革背景下,保护地优化整合成为目前研究的热点。自然保护地设立的保护目标多侧重于生物多样性的就地保护,较少关注生态系统服务。将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保护目标有利于提升自然保护地的综合效益。以位于闽江流域下游的福州市为例,基于当量因子法与价值聚类工具进行生态系统服务评估与空缺分析,并从分类体系、空间格局和管理体制3方面对市域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出优化策略。结果表明：1）2018年福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值为542.7亿元,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比较结果为调节服务>支持服务>供给服务>文化服务;2）福州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分布呈现中心低、四周高的格局;3）福州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存在3处保护空缺。进而,针对不同类型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保护空缺区域提出差异性优化策略,为市域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快速评估与优化提供案例参照。     

中国自然保护地连通性的重要意义与关键议题

自然保护地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和减缓气候变化影响的关键区域,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有赖于连通性良好的自然保护地网络的形成。通过对生境破碎化和气候变化危机背景下自然保护地连通性的重要意义进行阐述,辨析自然保护地连通性相关概念,梳理相关研究和实践,提出中国自然保护地连通性的概念,并从概念层次、生态对象、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4个层面进行辨析,探讨自然保护地连通性与国土空间规划,自然保护地连通性与气候变化,自然保护地连通性评价体系、监测体系、提升路径和保障机制6项关键议题。     

从历史中走来的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下的风景名胜区定位研究

风景名胜区作为自然保护地体系的一员,已存在数千年,总结了风景名胜区的历史基因、当代特征和新时代重要作用,以传承历史、面向未来的眼光,明确了风景名胜区是新时代最具中国特色的自然保护地的定位,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应以生态保护下的展示利用作为其优先管理目标,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风景名胜区为特色、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后疫情时代: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地建设成为近年中国生态文明重大战略的排头兵。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发改委等13个部委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2017年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当前,各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相继总结经验教训,紧张筹措我国第一批国家公园的整合设立;各省、市、自治区如火如荼地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系统梳理各类型自然保护地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痼疾,在"应保尽保"的原则下,实现对自然保护地的整合与优化。     

基于人为干扰评价的东莞市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南方林区的代表区域,东莞市的自然保护地面临一系列人地矛盾冲突。以东莞市为例,在基于土地覆被类型的传统人为干扰评价基础上,叠加坡位和地形起伏度2种地形因子,以三维视角评估人为干扰的空间分布强度,并结合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评估自然保护地的保护现状和识别可能存在保护空缺的区域。结果表明:目前东莞市的自然保护地存在建设用地边界扩张倒逼自然保护地边界后退的风险,且现有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存在部分未与人为干扰冷点重叠的区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结合现状生态保护价值,提出东莞市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相关建议,即严控城镇开发边界,将东莞市南部具备自然保护地设立条件的人为干扰冷点区域纳入自然保护地范围,以期为强化区域生态屏障保护功能和优化自然保护地空间范围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刊首语

正随着中国自然保护地领域国家政策从"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发展到"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机构的步伐,已经从国家层面深入到各省、市、县层面。另一方面,在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环保督查、生态红线划定、资源确权登记等各项宏观政策正在从外部促使我国自然保护地领域开展保护管理的反思和调整。自     

自然保护地体系、国家公园、风景名胜区规划编制技术与整合优化方法——基于政策指引下的国土景观治理

文章论述自然保护地体系及其规划的内涵与外延,梳理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历程和原因,同时探讨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从“代表”上升为“主体”的地位强化过程。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发挥关键的示范和引领作用。然而,当风景名胜区被纳入自然保护地体系,风景名胜区不应认定为升级国家公园前的不稳定发展,而应与国家公园分工承担不同保护功能的不同自然保护地类型,建议研究如何设立不转为国家公园的“永久风景名胜区”。此外,风景名胜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在用地分类、管理重点和规划目标等方面存在协调和融合问题。鉴于此,文章提出作为国土空间专项规划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规划,应与“五级三类”规划体系相衔接,从国土空间规划传导的政策指引和系统协调、管制各类土地资源用途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分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专项规划的传导体系框架,以及各类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等问题。另外,文章澄清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内部的层级传导关系,包括自然保护地体系（第一层级）、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和各类自然公园（第二层级）、风景名胜区等（第三层级）,探索国土景观的空间治理新路径。     

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的内涵建构与热点解读

生态价值研究是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和“两山”理论实践的重要参考,当前研究成果初具规模,但存在概念不清、热点不明等问题,有必要对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的概念内涵、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深入解读。通过梳理生态价值概念发展史及辨析相关概念,构建生态价值概念内涵体系。应用共词聚类分析和战略坐标分析方法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文献数据的时空分布、高频关键词、研究热点进行系统梳理和解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研究总体呈上升趋势,研究热点内容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地尺度的生态价值的评估核算为基础、以价值实现与转化为主线、海洋与陆域保护地类型并重的总体格局,其中生态价值实现研究热点延伸出利益主体诉求与冲突、社区作用机制、人类福祉促进等分支。未来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价值研究应建立统一评估体系、丰富研究视角、强化应用研究、重视海洋价值等。     

基于空间正义理论的中国自然保护地空间布局研究

优化空间布局是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目标之一,也是自然保护地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举措.作为后现代地理学有力的空间批判工具,空间正义理论为寻求关涉多重主体的自然保护地空间优化提供重要依据.遵循空间-正义辩证法思想,建立中国自然保护地布局的批判性分析框架,从正义的空间性和空间的正义性2个维度观察、辨别并力图消减自然保护地空间...     

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关系研究

当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和自然保护地体系等多项改革均进入关键时期,全国各地正全面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的核验和划定工作。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互关系成为红线划定的难点,相关研究亟须开展。通过对相关政策文件的文本分析,研究生态保护红线的内涵演变、发展特点,以及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相互关系,提出自然保护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相互关系的2种模式,即包含模式和交错模式,并认为交错模式更能充分发挥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2种体制在保护最重要和最美丽国土空间方面的重要作用。最后,针对当前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提出2点建议。     

广东省自然保护地体系重构探索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意味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正进入一个全面调整和深化改革的阶段,因此对重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出了迫切需求.文章以广东省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自然保护地体系理论基础,总结广东省自然保护地建设的特征和问题,从历史的角度分析自然保护地目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评估土...     

基于多种保护特征协同与权衡的区域自然 保护地网络规划 ——以北京为例

自然保护地网络(PAN)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区 域重要的生态功能,促进生态空间与建设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有 重要作用。为了全面实现保护目标,需要综合多种保护特征的 空间分布关系、保护成本等因素,对自然保护地网络中的各类 保护地进行高效明确的空间规划。研究以北京为例,依托系统 保护规划(SCP)框架建立区域尺度自然保护地网络规划的技 术路线。针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特征进行制图和 空间相关性分析,定义3类保护分区,采用空间优化算法工具 (Marxan with Zones)对保护分区进行3种情景的优先选址 布局,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保护特征之间的协同,减少保护特征 之间的权衡。结果表明：对比绝对理想的保护场景,在严格的 保护场景中将保护目标以一定比例分配至相邻的分区,在提高 保护目标的实现率、促进保护特征之间的协同上更具有优势。 该研究能够为区域自然保护地网络的建设提供有效依据。     

中国自然保护地规划的回顾与对比研究

中国自然保护地历经60余年的发展,形成了多部门主导、保护类型多样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面对机构改革和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的契机,传统规划的经验积累为新规划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借鉴的可能。通过回溯机构改革前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对比分析其规划结构体系,并从人地关系视角切入,分析各类规划针对保护对象、保护利用强度,以及社会发展调控上的差异,总结各类自然保护地规划的既有经验,为新时期规划体系的重构提供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