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

沈从文的故事意识和小说理念从创作初期就交织纠缠在一起,并在他以后的叙事进程中呈现出悖论关系.作为一个"文体家"的定位正体现在沈从文的故事模式及其与小说理念的悖论式的内景中.20世纪30年代成熟期的沈从文往往在小说中自觉而且刻意地营造一种讲故事的语境.对故事语境的自觉,同时体现的是自觉的小说意识.沈从文的创作因此既表现出由故事形态向现代小说模式演化的渐进历程,又表现出对叙事意义的艰难探寻,最终以其对"叙事,,的自觉超越了"故事"与"小说"的二分,呈现出某种本体性.审视30到40年代沈从文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一个乡下人是怎样从乡土闻到都市,逐渐在大学体制中变成一个孤独的都市现代人,最后作为一个曾经的"讲故事的人"走向"死亡"的象征性过程.     

"渡船"与"商船"——论《边城》牧歌形象的裂隙

"渡船"与"商船"是<边城>中多重意义的交汇点,它们是湘西社会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是翠翠、天保或是傩送的欲望对象的替代物,也是这些主人公各自所处社会地位的象征物,同时还是小说文本内部的结构性因素.论文以文化研究的方式,通过对这两个意象的分析,试图揭示<边城>中"牧歌形象"的裂隙.文章最后认为,这两个意象构成了小说内部幻景与小说外部社会现实之间的一条隐秘通道.     

"谎言"里的箴言

上中学时,我是一个很纠结的学生,因为我与许多老师的关系特别僵. 语文老师讨厌我. 我常常在语文课上看小说.有一次语文老师发现了我看小说,就批评我,还要收走我的小说.我硬扯着小说不松手,说:"小说也是语文,看小说也算是学语文."语文老师收不成我的小说,又遭我抢白,便极为生气,不再理会我,把我当成语文课上的"异类".我则把语文老师当成不讲理的人,同样不理会他.     

论林译小说的"信"与"讹"

阐述了文学翻译中"信"与"达"的关系,介绍了钱钟书关于林译小说的"讹"的论述.认为翻译在实现"达"的过程中,"信"是基础,"讹"是补充.文学翻译中恰到好处的"讹",有利于实现"达"的目标.     

"按鉴":明代历史演义的编撰方式及其意义——从建阳书坊刊刻通鉴类图书谈起

中国古代刻书中心之一的福建建阳,刊刻了大量通鉴类图书.这一刻书背景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代历史演义大多以"按鉴"相标榜,也确实多参照通鉴类图书通俗演义而成.这些"按鉴"演义有的艺术成就不高,但是它们在明代的大量产生有其积极意义,满足了读者阅读的需要.从小说艺术和小说观念发展的角度来说,"按鉴"演义是小说艺术精致化、小说文体独立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中间环节.     

《喧哗与骚动》中"复调"意识流特征的认知阐释

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喧哗与骚动>中并非只有意识流写作,该小说中存在着意识流技巧与现实主义技巧并置,意识流叙述内部呈现"复调"状态等特点,象似性理论为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及其成因提供了理论支持.福克纳并非为意识流而使用意识流写作,而是让形式从内容中自然生发,"形神合一"才是作者的最高艺术成就所在.     

"春凳"与"‘春'凳"——兼与魏启君、孔令彬先生商榷

"春凳"是一种明清流行的家居器物,只是一种宽而长的凳子,并无靠背.凳面多用攒边做法,通常可供两人同坐或一人躺卧,亦可用作摆放器物的家具.但"春凳"又不仅是家居器物,还寄予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有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正因如此,"春凳"频繁出现于明清乃至现当代小说之中.准确理解"春凳"的特征及其特有内涵,才能深刻体味它在小说中除了满足场景描写的需求外,所承载的当时人们特有的家居行为方式和社会文化心理,才能感受到它所渗透着的小说家细腻的情感痕迹与精心的艺术构思.     

重读《红岩》——部"政治"遮盖"真实人性"的红色经典

作为红色经典的<红岩>,小说除了进行历史叙事,还塑造了一系列的"超人"般的革命英雄人物.本文试图就<红岩>中"政治"对于"真实人性"的篡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     

"碎片化"传播现实中的性别意识

大众传媒上密集出现的各种女性形象,或明或暗地传达了强弱不一的性别意识.而"碎片化"是当前中国社会传播语境的重要特征.由于"碎片化"传播现实的存在,大众传媒上出现过的女性角色,常常显得变形与夸张,结果是扭曲了女性的真实情况.本文以近年来的"金庸小说"、"选美"、"超级女声"、"快女快男"等几种媒体热.点事件作为分析对象,旨在考察作为男性意识的新权力网络--大众传媒是如何来制造与操控女性的社会角色的.     

19世纪英国"他者"印照下个体的欲望实现——论安东尼·特罗洛普作品的社会性

从早期的"巴彻斯特小说系列"到中后期的"帕里赛小说系列",作为19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的特罗洛普小说中的人物尽管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但他们有着同样的获得他者认可的人生目标."获得他者认可"正是心理学家拉康精神分析理论中个体的欲望之所指,"他者"代指的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制度.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社会有两大最重要的"他者",其一是男性必须具有的"新绅士精神",另一个是女性必须承担的"家中的天使"的职责.纵观特罗洛普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们,他们的欲望实现方式正是由这一"他者"所决定.可以说特罗洛普作品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其社会性,通过人物塑造,他的小说世界成为一幅展现维多利亚时期社会与文化方方面面的广阔画卷.     

从老舍的"京味儿文学"看北京话

北京话作为官府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而发展成为"官话".白话文学作品也更多的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老舍先生的作品就充满了十足的"京味儿",他的小说全景式地描写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和文化习俗,被看作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成为北京文化的一个标志和象征.老舍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写出了北京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故.他作品中的诙谐幽默和生活的话语,都是从他那原汁原味的北京话里体现出来的,这在现代文学作家中独具一格.     

"坦白"仪式的文学呈现——再论《简·爱》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中,简·爱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使得小说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叙述者"读者啊"的呼唤也成为文本的一个重要叙事特征.借助福柯关于"坦白"仪式的论述,将<简·爱>读作"坦白"方法论的范例,以此理解叙述者与读者的关系问题.文本成为叙述者的坦白过程,一方面是叙述者作为坦白者确立身份,另一方面是读者作为聆听者确立权威.文本意义在作为坦白者的叙述者和作为聆听者的读者二者相互作用中产生,同时也展示了夏洛蒂的叙事观念.     

《荆棘鸟》中"罪"的思想解读

本文从基督教"罪"的思想角度对小说<荆棘乌>中的两代女主人公以及教士拉尔夫的命运进行剖析,揭示出基督教"罪"思想的深远影响,同时批判了宗教的负面作用.     

在飘零中坚守:"孤儿"的寻根与救赎之旅——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孤儿意识"新论

以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为代表的表现"孤儿意识"的小说,揭示了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在特殊历史情境下的尴尬处境和生存体验,以胡太明为典型的台湾知识分子的寻根与救赎之旅,正表现了其对于"孤儿意识"的克服,而不是如今天分离主义势力所谓的"台湾人意识",更不能成为"台独"的依据.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     

中国古代"赵氏孤儿"型故事简述

"赵氏孤儿"型故事从唐代以来就以各种形式在小说及戏曲中出现,明清两代是"赵氏孤儿"型故事的繁荣阶段.当代金庸先生是最擅长利用此类模式的大家.     

《西洋记》的刊刻与明清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

文学作品的流通和传播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其间所显现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更涉及错综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罗懋登的<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被认为是文学史上的一部二三流小说,但在明末清初却受到众多出版商的青睐.在清中后期经过相当长时期的沉寂后,清末民初再次出现刊刻的高潮.这部小说的两次刊刻高潮,都与海防危机中的"郑和记忆"有密切关系,都伴随着"郑和记忆"的重构问题.罗懋登生活在明朝日益走向衰弱、海事危机不断的时代,他有感于国势的衰微,欲借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来激励君臣,把重振国威的期望写入自己的小说.明末清初的书坊书商重视、读书界热衷于<西洋记>,也是在于通过对这部小说的特别关注,表达"民间伤今之弱,于是便感昔之盛",以重建被丢失的"郑和记忆".晚清的海事危机更为严峻,再度催发了整个社会对异域知识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对现实社会统治者的失望,国人再度在旧书中寻求辉煌的历史,寻找心灵的安慰,<西洋记>便再度出现刊刻高潮.<西洋记>在晚清的多次重刻和流传,也反映出国人海权意识的觉醒,还为20世纪初梁启超为代表的文化人重构"郑和记忆"作了重要的文化铺垫.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伪"满洲"文学探究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了我国的东北地区,扶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作为傀儡,成立了伪"满洲国",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此期间,先后有数百名日本作家来到当时的"满洲",创办杂志和报刊,创作了大量的小说、诗歌等与伪"满洲国"有关的文学作品.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大多以"建国精神"为中心思想进行创作,自觉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服务,充当了日本向伪"满洲"进行思想控制和文化渗透的工具.伪"满洲"文学最具代表性的日本作家有北村谦次郎、山田清三郎和长谷川溶等,他们有的煽动日本人吞并"满洲"的狂热,有的鼓吹"满洲建国"的侵略行为,有的为伪"满洲国"涂脂抹粉,有的杜撰"五族协和"与"日满协和"的神话等,其作品带有明显的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的文化歧视与种族偏见.     

20世纪家族小说中"父亲"形象的嬗变及文化意味

家族小说中"父亲"是"权威"和"传统"的象征.而在现代文学史上,"父亲"则扮演了一个错误的"被告"角色;在"十七年"时期则有了显性和隐形两个"父亲"形象;只有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父子关系才出现一种新型的对话关系.     

新时期城市文学"现代性"内涵的变迁——以小说创作为例

针对新时期以来城市文学概念不断变迁、难以断定的问题,采用小说创作与批评、理论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探讨了城市文学之内在规定性--"现代性'内涵不断变迁的经过及其原因.30余年来,它经历了单纯的现代化指向、更具体化以及召唤"中国性"的深化与转型的逻辑延伸.在此转型的至点,商品化、消费化的创作环境以及独立的创作主体的缺乏使得"中国性"的建构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度,需要继续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