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能让企业更慷慨吗——来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政企关系的视角,构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作用机制的分析框架,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对二者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政府补贴通过成本约束、政企关系两大路径对企业捐赠形成"激励效应",政企之间的诱制性"隐性契约"机制促使企业对政府补贴进行正反馈。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的效应强度随企业产权不同而呈现差异化特征,国有企业具有更强的正反馈意愿与强度,企业营收与地区市场化水平对该效应强度具有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会弱化企业捐赠对政府补贴的正反馈。政府补贴对企业捐赠的促进作用以及企业捐赠的影响因素具有区域异质性。     

慈善捐赠与企业技术创新:锦上添花抑或雪上加霜?

以2011—2016年中国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系统分析了慈善捐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研究发现,慈善捐赠与企业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进行慈善捐赠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往往也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在慈善捐赠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民营企业通过慈善捐赠,与政府建立联系并获取更多的政府补贴,进而促进了技术创新;最后,基于自由现金流观点,融资约束低的企业相对于融资约束高的企业,慈善捐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结论表明,企业基于战略性慈善观,通过慈善捐赠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既有利于其自身企业价值的实现,又促进了社会效益的增加。     

企业技术创新、政府补助与慈善捐赠

以2009—2017年中国高技术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Logistic、Tobit等模型,实证检验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析了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变量后,技术创新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慈善捐赠倾向,促进慈善捐赠,表明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有协同效应;在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两者关系的传导路径上,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获取显著正相关,政府补助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绩效在技术创新与政府补助关系中起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说明企业绩效显著降低了政府补助的中介作用。文章揭示了企业技术创新与慈善捐赠的部分规律,对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僵尸企业为何主动“失血”？——基于地方政府换届和企业慈善捐赠的研究

本文选取2010年至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地方政府换届对僵尸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僵尸企业捐赠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僵尸企业的捐赠倾向和捐赠规模均有增加,且这种增加的可能性高于非僵尸企业。相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以及国有僵尸企业,地方政府换届对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以及民营僵尸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更大。企业慈善捐赠为其带来了更多的政府补助,且相对于非僵尸企业,这种作用对于僵尸企业更为明显。僵尸企业在地方政府换届年度的捐赠规模增加越多,则获得的政府补助增加越多。结果说明,僵尸企业的捐赠行为是其与地方政府的利益交换而承担的政策性负担,而这种政策性负担正是僵尸企业产生和存续的原因。     

客户集中度、信息披露质量与股价同步性

本文选取2011—2016年我国20598家沪深A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面板门槛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绩效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1)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补贴水平越高企业创新绩效也就越高;(2)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水平高于国有企业;(3)在政府补贴程度特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从提升市场化程度、扩大政府补贴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技术创新效应的政策建议。     

市场化进程、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

本文选取2011—2016年我国20598家沪深A股和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和面板门槛回归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绩效在不同的市场化程度、所有制企业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1)市场化程度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补贴水平越高企业创新绩效也就越高;(2)对于不同所有制企业,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别,政府补贴和市场化程度对于非国有企业的提升水平高于国有企业;(3)在政府补贴程度特定的条件下,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于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因此,从提升市场化程度、扩大政府补贴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三个方面提出了提升技术创新效应的政策建议。     

高管背景特征、代理成本与慈善捐赠

以2009—2013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慈善捐赠为研究对象,基于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重点分析了高管背景特征和代理成本对企业慈善捐赠倾向和捐赠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背景特征对企业慈善捐赠(倾向、规模)有显著影响;费用支出维度的代理成本和企业慈善捐赠(倾向、规模)显著正相关。研究还发现公司最终控制人性质、公司规模和盈利水平对慈善捐赠(倾向、规模)也有显著影响。研究丰富了相关领域文献,为从高管背景特征、代理成本角度解释公司捐赠行为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分析师跟踪与企业慈善捐赠

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检验分析师跟踪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发现了分析师在提高企业慈善捐赠意愿和扩大捐赠规模方面的积极作用,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上述作用更为显著,证明我国分析师尤其是明星分析师能够对企业慈善捐赠社会责任履行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采用分析师报告数替代分析师跟踪人数,通过赫克曼(Heckman)两阶段模型控制捐赠样本的自选择问题后,以上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研究结论为政府相关监管部门带来启示,通过市场中介分析师能够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政府补贴与企业研发投入——所有制和政治关联的联合调节效应

政府补贴存在挤入与挤出的双重效应,但并无一致性的结论。以深沪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数据为样本,分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检验了所有制和政治关联对政府补贴效果的调节作用以及它们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补贴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相比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政府补贴对非政治关联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的调节效应依赖于企业是否存在政治关联。文章丰富了关于政府补贴效果的研究成果,对当下政府补贴实施与政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补贴对企业双元创新绩效影响研究——基于重庆地区上市公司经验数据

本文以2013-2017年重庆地区上市公司为样本,按照创新活动对企业分类,分别探析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企业创新投入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绩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当期及滞后一期政府补贴的共同作用对无创新活动企业的绩效具有促进作用,而对有创新活动的企业有消极作用;企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包含探索式和开发式创新的双元创新,其中,当期探索式、开发式创新及滞后一期的开发式创新对政府补贴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