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生态化探讨——论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融合

回顾了当前我国城市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两张皮"的理论根源;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建构的视角论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并指出城市规划的生态化是这一融合的基本途径,也是城市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指出了城市规划生态化对传统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态规划的启示.     

梳理城市规划理论——城市规划作为一级学科的理论问题

对西方城市规划理论进行了正本清源式的梳理,尽可能理出其主干、演变及当代发展的趋势。指出,城市规划理论分成城市理论和规划理论,而规划理论又分成"规划的理论"及"规划中的理论"两部分,它们在过去80年间各自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分。梳理现有的西方规划理论,也许可以成为培育中国规划理论的第一步。     

艾伯克隆比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

英国城市规划师艾伯克隆比为英国战后城市重建做了大量城市规划工作,尤以"大伦敦规划"最为著名。之后,他又被邀为香港拟备"香港初步城市规划报告"。该报告作为香港首部战略性城市规划,使英国城市规划理论与实践延续到其远东殖民地,使香港成为西方文化与技术在东方的中转站。该文横向比较艾伯克隆比的"大伦敦规划"与"香港规划报告",以追溯城市规划思想的源流与演变;纵向比较"香港规划报告"的"高密度发展与疏散、城市人口与工业布局、城市规划立法、新市镇建设"等城市发展提议与香港战后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实践。通过分析该报告对香港城市规划的影响和贡献,以及探寻香港近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和体制形成的因素,对进一步完善香港近代城市史学研究,并为内地城市制订战略性城市规划提供历史借鉴     

现代性转向——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思想转变的哲学背景

将西方现代城市规划放在启蒙以来哲学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论述了现代城市规划在思想方法上从物质空间决定论、系统规划、理性规划、"形而下"实践观、直至对价值判断的注重和将城市规划作为公共政策理解的发展历程,以及发展背后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认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政治制度背景催生了不同规划思想和规划理论,在现代性转向过程中城市规划思想流变大大丰富了城市规划理论和手段。     

城市规划信用的受损——基于不完全契约理论的规划变更检讨

城市规划是一种具有"契约"性质的公共政策,理应接受信用程度的检讨。城市规划理论上的较高地位遭遇现实的巨大落差,认可和支持度都较低,这种现象表征的是我国城市规划的信用不足问题。本文立足于不完全契约理论,从规划变更入手,探讨了中国城市规划信用受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的结论:(1)城市规划的本质是不完全契约,规划变更是对规划契约的再调整;(2)规划变更对规划信用的效果分别作用于既有规划和新的规划,以此共同决定着城市规划的信用;(3)城市规划的信用受损主要原因在于城市政府在规划变更中对于不完全契约中"剩余控制权"的积极使用。对此,应该尝试"剩余控制权"的分散和转移;贯彻"有权利必有救济"的法治原则,强化规划事前救济;制度设计不应以减少行政成本为单一准则,而应该重塑城市规划的信用为核心目标,以更精准的公众参与,提升救济的效率。     

苏南小城镇建设中“反规划”理论的实践探索

"反规划"理论是相对于传统城市规划而言的一种新的规划设计手法,即城市规划与设计在自然生态评价的基础上,从非建设用地入手。文章以常州市武进区嘉泽镇为例介绍了"反规划"理论是如何在苏南小城镇总体规划的实践中加以应用的。     

中国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研究进展

城市规划实施评估是指应用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科学合理和系统地对已完成编制并获得政府部门审批的规划进行方案评估、对正在实施的规划进行定期评估、对已经完成实施的规划进行效果评估。通过对研究进展的总结可知,我国城市规划实施评估研究仍处于初级探索阶段,规划评估的理论与实践较少,层次和水平不高,应加强对城市规划实施评估制度、评价标准和评估机制等的研究,积极探索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评估体系,推动城市规划运作体系步入"编制—审批—实施—评估—整改—提高"的循环轨道。     

基于中外理论演变分析的城市规划生态化发展趋势研究

该文从国内城市生态规划理论的发展脉络出发,试图从生态规划自身定位以及与城市规划关系的角度寻找生态失效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借鉴西方城市生态规划理论发展的有益经验,进而提出"系统化融合"的城市规划生态化发展趋势,指出该趋势是实现生态规划融入城市规划体系、提高生态实效性的有效途径,并从价值观与规划过程体系两方面探讨系统化融合的具体方法。     

市场经济下中国城市规划理论发展的逻辑

城市规划的三个形式(开发控制、规划方案和规划过程)对应于城市化的三个阶段(初始期、快速发展期和稳定饱和期),开发控制是市场经济下城市规划的重要形式和手段,而城市规划方案理论的发展深化必定由市场实践所推动.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已经构成对不具备完善的现代开发控制机制的中国城市规划的最大挑战,规划部门对"规划师规划城市,开发商建设城市"的规划和开发两元分离现象毫无警觉,一些规划方案编制方法仍然如旧,犹如在计划经济时代.认识市场经济下的规划实施过程,及其背后的城市建设制度,如何提高建设美好城市的能力是发展中国城市规划理论的根本方向.     

空间数据仓库与数字城市规划

"数字城市规划"概念伴随着"数字城市"信息技术在城市规划领域的应用和发展而提出,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回顾城市规划信息化发展进程,先后经历了规划信息建库、规划信息系统广泛应用和建设规划信息与系统集成应用平台三个主要阶段.总体上看,城市规划管理信息系统的研究和系统建设取得较大进展,城市规划信息资源,如基础地形、地质、社会经济统计信息、规划法规、规章、规范等数据得到很好的整合,在电子报批等城市规划办公自动化和跨地域部门协同办公等方面提高了城市规划业务管理工作的水平.     

生态城市与规划的对策

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现代城市面临的“城市病”越来越突出,为了寻求城市与环境的协调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利用生态学的原理,结合城市规划理论和我国国情,提出了城市规划应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的建设,并提出了“生态城市”的规划原则及内容,探讨了“生态城市”的规划策略.     

沈阳市图书馆和儿童活动中心

从规划、建筑等方面介绍了沈阳市图书馆和儿童活动中心的全态,阐述了对城市空间进行整理的规划设计过程和采用“阴阳交替”的办法来寻求“平衡”的建筑设计理念。指出城市的更新和发展应是个在众多的不平衡中去寻找、发现并建立新平衡的过程。     

北京城乡规划：推进公众参与 实践共同决策

公众参与是科学规划的重要保证。城乡规划既是公共政策,也是一项社会活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城乡规划的制定、决策和实施。每一个环节都不能离开公众的参与、支持与监督。     

中国生态空间类规划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基于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背景

回顾了中国生态空间类规划的发展历史,指出生态空间类规划曾经作为城乡规划体系的"补丁系统"得以逐步发展和丰富。在当前"一优三高"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背景下,生态空间类规划的地位将发生跃迁,生态空间规划体系将逐步建立,规划的编制要从4个方面调整编制思维,即做好生态空间棋盘、协调城绿空间布局、提供多元服务供给和完善规划治理模式。未来在基础理论方面要着力于生态空间治理的"影响动因及其演变规律""参与主体及多元治理"的研究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中国城市规划

市场经济的发展给我国城市规划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本文就“城市规划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作了比较全面的叙述。提出首先要转变城市规划观念;改进和完善城市规划编制内容和方法;并强化和完善城市规划管理。     

对适应新时期城市规划教育的建议

专业的发展方向由社会需求决定,"一专多能"型的规划人才是当前的社会的需求。在城市规划知识体系设置上,既要防止专业知识的虚化,又要防止传统专业能力的僵化。新时代城市规划教育应注意专业技能训练与素质教育的结合;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规划知识的结合;理论讲授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正负态非等效假说在人居环境规划中的运用——以登封市发展战略规划为例

城市是一个独立的、开放的、耗能的人居生态系统,并由自然生态系统与人工生态系统两个子系统构成.这两个子系统以自组织力与干扰力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作用,使城市生态系统处于动态之中.正负态非等效假说理论在人居环境生态规划的核心内容是提高自组织力,降低人为干扰力,确保系统处于正态演替状态.登封市根据该理论确定了"跨山构城""以水定农"等发展战略.     

增量发展阶段山地城市分散组团布局的自组织与他组织演化研究

伴随着经济高效增长和快速城市化进程,山地城市空间呈现出加速增量式扩张态势,而由于山地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特殊性,诸多山地城市空间拓展和用地布局遵循着"分散组团"发展规律。该文具体分析多个山地城市的用地增量数据和城市总体规划布局形态,从城市自组织及他组织双重演化研究入手,解析增量发展阶段山地城市"分散组团"布局的动力因素和形成机制,为山地城市"分散组团"布局的规划策略研究提供依据。     

城市、城市规划与公众参与：一次始于概念的探索

“城市”、“城市规划”的概念具有多样性,反映了人们丰富多彩的“城市”理想和对“城市规划”的不同期待。无论是从“城市规划”的定义还是从已有部分文献的结论出发,公众参与在现代城市规划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有关概念的重新探索,可提供一个新的理解专业知识、权力、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的相互关系的角度。     

城市规划学新理性主义思想初探——复杂自适应系统（CAS）视角

现代城市规划学的内核是由经典物理学为核心的传统理性主义构建的。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诸多现实的城市问题挑战下，以该方法论为基础的城市规划学遭受空前的责难而支离破碎。而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以包罗万象的姿态对传统理性主义所不能包容的城市社会、文化、精神、公平等领域进行“占领”，城市规划逐渐变为非理性的政策纲领，以至于有人提出这样的感叹“如果规划什么都是，那么它也许什么都不是”（A·Wildavsky,1973）。以“复杂自适应系统理论（CAS）”为内核的新理性主义，有效克服传统理性主义忽视构成系统的个体的主动性、适应性、学习积累性、集体决策、与周边环境共生、占领生态位、自发隐秩序和“连接总和”等决定性因素。从而展示出，新理性主义不仅能包容传统理性主义的合理内核，又能吸收后现代主义的某些养分，初步构建了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并存、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并存、可分性与不可分性并存、预见性和不可预见性并存等的新理论框架。由此可见，只要遵循新理性主义给出的轨迹，现代城市规划学就有希望走出“理性”遭到毁灭的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