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面板数据

随着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绿色转型的发展,引入外资的重点正逐步从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文章基于2008-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就FDI质量、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FDI质量与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长江经济带下、中、上游的FDI质量、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空间异质性,其中长江下游地区更易吸引高质量FDI,长江中游地区的环境规制政策更为宽松,长江上游地区人才流失情况较为严重。3）环境规制与FDI质量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存在单一门槛,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会吸引污染产业转移到长江经济带,造成“污染避难所”效应;当FDI质量低于门槛值时,FDI流入的增加会造成长江经济带产业“低端锁定”效应。     

双向FDI对我国碳排放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运用门槛模型研究双向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验证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是否存在碳的“污染天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不存在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污染避难所”“污染天堂”等效应。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碳减排效果显著,环境规制强度不同,减排效果不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强,减排效果会出现反弹迹象。对外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张会显著增加碳排放量,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不断加强,抑制碳排放的效果不断增强。现阶段技术溢出产生的减排效果中,外商直接投资的减排效果明显优于对外直接投资,这是由于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初期,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已经进入中后期。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框架下产业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市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为了研究产业升级对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是否存在生态改善效应,以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33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生态效率,将新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扩展到生态效率领域,并采用空间计量模型验证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之间是否存在EKC曲线关系。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呈上升趋势,上游地区生态效率明显高于中下游地区;产业升级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大部分城市的产业升级指数已经经过拐点,位于“U”型曲线右方;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环境规制以及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有效提高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建议加强上下游地区间生态环境治理策略互动,继续发挥产业升级的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推动中上游地区产业升级,加强环境规制,合理利用外资。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均具有重要的影响。论文聚焦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的机理,以云南省16个地州市作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1）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646,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能推动技术创新水平的提高;2）云南省环境规制强度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小于拐点值520,应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使其跨过拐点以促进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3）环境规制和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正相关关系,而产业结构升级与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利用外资水平之间均为负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无法通过改善消费和投资结构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因此建议要不断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对中小企业给予适当的补贴,督促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从时空角度研究长江经济带的水环境污染状况,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为促进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绿色发展提供参考。基于2009—2019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研究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的时空特征,用Moran's I指数研究水环境污染的空间自相关性,再通过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呈上升趋势,其中上游地区水环境污染增速较快,下游和中游地区有所放缓,水环境污染得到一定控制;2）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趋势;3）从异质性角度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能显著抑制水环境污染,在经济矩阵下效果最为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具有显著负向作用,而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并不明显;4）从溢出效应来看,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也会减轻周围省市的水环境污染严重程度,但没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效果明显,公众自愿型环境规制效果不显著。目前长江经济带水环境污染状况仍不容乐观,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虽然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水环境污染治理效果最好,但公众参与也应该提上日程。各地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方式来治理,此外还需要建立空间意识,加强联合治理。     

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

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厘清西南地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为新时期资源高效利用提供参考。构建环境规制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2019年的面板数据计算四川省、重庆市、贵州省、云南省的环境规制强度,然后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影响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因素和环境规制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用门槛模型测度西南地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最后采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大体呈上升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促进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不利于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技术创新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还未显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呈正“U”型曲线关系,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3个路径对西南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很小;西南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的适度范围为0.67～1.56。因此,建议继续加大对环保的投入,合理确定地区环境规制的力度,建立环境规制实施效果的评估机构,掌握环境规制的效果。     

水资源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基于产业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和交互效应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水资源聚集区、水生态功能区,但是水环境污染和水资源消耗已成为其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为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本文旨在探究以水资源要素为中心考量长江经济带的资源分配如何影响绿色发展效率,同时厘清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调整在其水资源要素影响绿色发展效率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论文基于2003—2020年面板数据,运用超效率SBM(slack based measure)模型测算绿色发展效率,分析水资源总量、用水效率和水资源质量三重约束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结构调整的3个维度,即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软化的中介效应及其与水资源约束的交互效应。结果表明：1)水资源约束中用水效率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最大,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促进力度表现出上游>中游>下游的特征;2)从中介效应来看,长江经济带全流域主要是产业结构软化在用水效率影响绿色经济发展时发挥了中介作用,分流域来看主要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挥了主要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在上游地区水资源总量影响绿色发展效率时表现出了中介作用,在下游地区用水效率、水资源质量影响绿色发展效...     

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的检验

为了研究产业结构升级对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是否存在环境改善效应，选取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利用熵值法构建环境污染综合评价指标，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模型对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上海市、天津市、海南省的环境污染问题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较为突出，是区域谋求环境改善的重点省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环境污染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整体已越过拐点处于倒“U”型曲线的右边，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环境会逐步得到改善；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在东部沿海地区具有负面的环境效应，对外贸易具有正面的环境效应。基于此，提出如下建议：东部沿海地区应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环境规制政策；继续发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改善效应；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更加合理地利用外资；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在中国着力实现绿色经济转型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兼顾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的关系,以获取环境保护、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三重红利”,已成为当今我国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在3种权重矩阵下比较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测算出主要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总效应,并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是否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整体上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在3种空间权重矩阵下均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其中环境规制强度在地理距离矩阵下每增加1%,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将提高0 065%;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表现最为显著,影响系数达到0 066。2）从溢出效应来看,环境规制在地理距离矩阵下能够直接促进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绿色创新则通过空间溢出效应倒逼推动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3）在区域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动作用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在东部、中部地区作用并不明显;绿色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正向驱动作用则呈现出西部大于中部、中部大于东部的发展趋势。我国各地区应努力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与城镇化水平,积极推动高污染企业的产业转型,并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通过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制定和实施地区差异化政策,以避免“污染避难所效应”式的产业转移,这对于促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空间计量与门槛效应的检验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动态良性循环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为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工业集聚与水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水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水平和水环境污染表现出先降低后增强的“U”形变化特征,说明工业集聚水平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存在一个阈值;长江经济带工业集聚产生的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对水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在不同的工业集聚水平下,规模效应和结构效应表现出不同的外部性特征;工业集聚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影响同样具有显著的双门槛作用;随着各地区工业集聚水平的提高,技术溢出效应对水环境污染的减排作用表现出先强后弱的趋势。     

基于投入产出表的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灰水足迹的测算分析

长江经济带的水生态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灰水足迹作为反映水污染强度的指标受到广泛的认可。为推动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对长江经济带的灰水足迹进行测算显得十分必要。文章基于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江经济带各省份的投入产出表,编制了长江经济带的灰水足迹投入产出表,并建立只考虑进口的行业灰水足迹模型,测算得到长江经济带各行业的灰水排放系数和灰水足迹。结果表明：1）2002—2012年长江经济带16个行业的直接、间接和完全灰水排放系数均呈现下降趋势;2）2002—2012年长江经济带16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的完全灰水足迹下降,4个行业的完全灰水足迹上升;3）2002—2012年4个完全灰水足迹上升的行业分别为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石化工业和建筑业,导致这4个行业完全灰水足迹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行业规模的扩大,其中,建筑业规模扩大的环节在直接方面,其余3个行业规模扩大的环节在间接方面。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其投资规模和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构建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和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定了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再利用Tobit模型量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量及各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得出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一般，3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类型中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对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最大且显著。     

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研究

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其投资规模和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产生着重大影响。本文构建生态效率测度指标和非期望的超效率SBM模型,测定了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生态效率水平,再利用Tobit模型量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总量及各投资形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程度,得出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生态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一般,3种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类型中的当年完成环保验收项目环保投资对生态效率影响程度最大且显著。     

基于水足迹与SBM-Malmquist模型的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水资源供需矛盾最突出的国家之一,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社会经济发展的必备资源,一直处于被过度开发利用的状态。文章对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研究,首先基于水资源效率的内涵,引入环境污染等负面因素,对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重新界定,对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内涵进行补充,其次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了解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影响因素和时空特征,以此来探讨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提升方法。文章在蓝水足迹与灰水足迹概念的基础上,通过运用三阶段超效率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分解法,选择工业从业人员（劳动）、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资本）、蓝水足迹（自然资源）作为投入变量,将工业增加值作为期望产出变量,将灰水足迹作为非期望产出变量,构建了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指标体系,并对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9—2019年的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整体和区域的蓝水足迹具有波动性,灰水足迹呈下降趋势。在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误差后,发现环境因素对纯技术效率的抑制作用较为明显,规模效率和综合技术效率还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呈现上升趋势,虽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变化的因素在各个省份、不同阶段有所不同,但整体上长江经济带工业水资源绿色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源于技术进步。因此建议长江经济带的不同省份可以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发挥各个区域的资源禀赋,通过产业上下游供应链结合等方式来提高规模效率、加强区域合作,通过投入产出要素的优化提高效益、减少水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