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基于流动人口估算的城镇化水平分析与预测方法——以浙江省上虞市城镇化进程的空间发展差异预测为例

人口流动性加剧是推动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城市化进程中合理地将流动人口纳入到城镇化水平的分析与预测过程,对于未来城市的用地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文以浙江省上虞市城镇化进程的空间发展格局预测作为实证分析,应用人口簇模型以及就业弹性系数来估计对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以及外来劳动力的需求量,并通过非农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的预测,间接地估计出城镇化水平,并可得出未来2006年～2020年上虞市城镇化进程的空间发展差异.这种基于流动人口估算的城镇化水平分析与预测方法对于科学地确定城市合理规模与城镇化水平具有积极的意义.     

城镇化与建筑业空间结构联动研究

随着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进入发展战略机遇期。系统分析人口城镇化率偏低与建筑业产业结构空间集聚不匹配的突出问题,指出城镇化与建筑业产业结构空间集聚联动的迫切性,在计算中国建筑业区位产业结构空间集聚度的基础上,探讨城镇化与建筑业产业结构空间集聚的关系,并提出促进两者良性联动的政策建议。     

流动人口统计归属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人口流动对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流动人口统计归属背景下城镇化水平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人口流动使得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常住人口城镇化水平分别比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高了4.41和9.59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流入和流出同时抬高了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东部地区省份和中西部地区部分省份城镇化水平比实际水平高了10个百分点以上;在剔除了流动人口的影响以后,最近两次人口普查间的城镇化水平提高了7.01个百分点,而不是数据显示的12.18个百分点,流动人口的正确归属使得城镇化水平降低了5.17个百分点;跨省流入人口、省内流动人口和跨省流出人口在不同的省份扮演不同的角色。     

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与家庭碳排放关系研究

全球范围内对低碳问题的关注使人们重新聚焦于碳排放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研究。家庭作为城市活动的基本单位,其碳排放在整个社会碳排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基于传统的城市空间分异理论,城市空间结构应当与家庭碳排放密切相关,即离城市中心越近,家庭碳排放,不论是出行碳排放还是生活碳排放都应该越低;反之亦然。而且,在同等规模下,与单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相比,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的家庭出行碳排放也应当较低。研究以武汉市为例,通过对距离城市中心远近与家庭碳排放的相关分析,验证家庭碳排放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关系。结果表明,武汉市尽管近年来社会经济迅猛发展,主城及周边地区扩张迅速,跨江通道不断兴建,但传统的多中心格局仍然在延续,且由于路网结构和土地利用混合度的不同,汉口和汉阳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结果。这一研究结论对于从城市规划角度,特别是从公共交通和土地利用角度减轻碳排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新时期中国开发区流动人口集聚与再流动研究

开发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验田和工业化的主战场,是吸纳农村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空间载体.但是受制于各种政策性、市场性壁垒的限制和约束,开发区流动人口大多处于“半城镇化”的非定居和“城漂”状态,仅仅实现了非稳定的个体就业非农化或者城镇化,而无法实现完全的、以家庭为单元的城镇化安居.首先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相关研究,利用相关经济与流动人口统计数据,论证了在全国总体层面上流动人口就业发展和空间分布与开发区的发展和空间格局具有高度的相关性,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上开发区是流动人口就业的重要空间;其次在对南京和杭州等城市开发区务工者进行问卷调查和案例访谈基础上,对新时期开发区流动就业人口的就业流动与再流动特征、居住状态和举家城镇化安居的意愿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提出了通过合理的再流动促进开发区流动人口城镇化状态优化的策略建议.     

分工与优先次序——家庭视角下的乡村人口城镇化微观解释

家庭既是观察人类个体行为特征的基本视角,也是观察人类整体行为规律的基本单元。以家庭为基本解释单元,能够较为真实、全面地观察中国城镇化的微观机制与逻辑。家庭单元城镇化行为的再生产性与双重理性,决定了乡村家庭的内部分工与支出优先次序。通过成员间的分工,家庭单元会充分配置有限资源,实现经济效益的最优化。通过家庭支出优先次序的安排,家庭单元会在可支付范围内优先满足家庭最为迫切和重要的需求,进而导致城镇公共服务发展与空间集聚特征的变化。分工与支出优先次序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所呈现的选择逻辑,是中国乡村城镇化不同于西方城镇化过程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建构中国乡村人口城镇化的微观解释框架更能接近传统中国的真实面貌。通过对武汉市域半城镇化现象的实证,从家庭策略、行为方式和空间表征三个维度表达中国逻辑下的乡村城镇化机制,基本验证了解释框架的有效性,并清晰地揭示了武汉市域基于代际分工的近距兼业模式,阐释了这一稳态模式的形成机理。     

家庭再叙事与教育资本化——微观视角下县域城镇化兴起的家庭、制度与空间

县域城镇化兴起是当前中国城镇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家庭视角的引入为城镇化分析提供了微观思路。首先,辨析家庭概念的中西方差异以提出中国家庭迁移的分析框架,进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城镇化进行再叙事,指出县域城镇化是家庭理性之于当前转型环境的必然响应。家庭理性的“教育转向”与县域人口增长的资源极化共同诱致了义务教育资本化,也重构了县域空间增长逻辑。以浙江省桐庐县为实证对象,论述了其城镇化进程中的资源极化、家庭响应、制度设计与空间表征,提出县域城镇化兴起可能实现代际流动中的空间锚定,形成“祖-父-孙”与“乡-县-城”的三元结构,同时警示教育资本化可能引发的县域绅士化风险,为后续县域规划建设提供相应建议。     

城镇化与市政设施水平关系研究——基于主成分回归分析

城镇化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为了使我国城镇化推进更加合理化,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对国内城镇化与市政设施现状进行探讨,根据我国各地域市政设施建设程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差异性,划分区域进行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分析,构建了评价城镇化与市政设施水平关系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回归方法,建立了城镇化与市政设施水平的主成分回归模型,进行了两者之间的线性拟合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化与市政设施水平两者关系密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流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与居住满意度研究——以温州市为例CSSCI

居住满意度是国内外城市研究探讨的重要话题。现有研究关注个人社会经济条件、住房条件以及社区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缺乏关注和系统地探讨流动人口特有的"临时性"特征。本文将流动人口的临时性特征总结为行政、经济和社会临时性。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行政临时性对居住满意度影响不大,而经济和社会临时性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知,单纯地改革户籍制度,并不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居住满意度,需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的临时性。     

推进湖南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优化与规划创新研究

湖南省第十次党代会严格按照党中央的要求和指导,提出要将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优化作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本文基于湖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空间结构优化与创新现状,对工作过程中的成绩和不足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几点措施。     

武汉城市圈城镇化水平和大气污染的关系研究——基于灰色关联和空间计量方法

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武汉城市圈城镇化水平和大气污染的相关性,发现二者存在较高的关联度,并随时间变化呈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但城镇化水平和不同大气污染物含量的相关性存在不同的时序变化规律: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同城镇化的灰色关联度随时间变化呈弱"S"型变化趋势、NO2年均浓度同城镇化的灰色关联度随时间变化呈上升趋势;SO2年均浓度与城镇化关联度随时间变化呈下降趋势。进一步通过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对城镇化水平和大气污染物含量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城镇化水平、常住人口和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有显著正向相关关系,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区域产业结构同SO2浓度有显著正向相关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额和NO2浓度有显著正向关系。     

快速城镇化中城市边缘区人口空间重构初探——以天津市为例

快速城镇化引起城市人口空间发生激烈变化,城市边缘区作为城市中最敏感的地区之一,凸显了人口空间重构的各种问题。本文以天津为例,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从时空两个角度系统分析城镇化过程中城市边缘区的人口分布、人口密度及人口结构的演变特征,并探讨由此带来的空间、社会、生态方面的问题,进而尝试从空间的多个方面及规划时序提出优化人口分布的策略。     

论我国人口结构转变与城市化第二次转型

既有的研究普遍认为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城市化仍将保持高速增长,甚至于加速增长。然而这样的乐观估计仅仅是对过去城市化发展轨迹的简单的趋势外推,并不是建立在对客观现实深入观察的基础之上的。本文以二元城市化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城市化的二次转换模型。将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化发展划分为第一次转型(计划向市场)和第二次转型(数量向质量);在认识第一次转型的基础上,通过对城市化发展的现实观察,认为城市化的第二次转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及必要性。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表明,二元经济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在中国正在发生转化,"剩余劳动力转折点"即将到来,从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压力行将缓和。因此,本文认为尽管未来一段时间局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会保持快速提升,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总体增长将会放缓;这个缓和期为中国城市化从重视数量提升转向城市化质量改善提供了时间机遇,但是实现城市化发展的第二次转型,还有赖于转变思维和转变发展方式。     

新时期江苏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趋势研究

以2000年以来江苏人口城市化历程为研究基础,针对其非均衡、不充分、难稳定和质量有待提升的特点,系统分析了江苏人口城市化发展的特征与问题,借鉴国际经验比较,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及预测,以期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设抗浮桩的大型地下车库不均匀上浮有限元分析及处理

在结构抗浮设计中,常采用抗浮桩作为结构抗浮措施,然而在施工过程中,当场地地下水位突然升高造成浮力急剧增大时,往往造成抗浮桩的失效甚至结构的开裂破坏。对某一设有抗浮桩的大型地下车库的上浮事故,进行结构有限元分析,了解结构不均匀上浮的变形特征、结构损坏状况以及抗浮桩破坏情况,并进行了应急处理及加固方案分析,可供类似工程参考。     

城镇化中的“潮汐演替”与“重心下沉”及政策转型——权力-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变迁的视角

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城镇化的发展也进入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劳动力流动的"潮汐演替"和"重心下沉"亦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期的常态。本文在回顾既有城镇化解释框架的基础上,立足结构性、差异性、连续性和要素的内生性,在考虑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禀赋结构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权力-资本-劳动"禀赋结构变迁视角的城镇化解释模型,提出了"权力干预-资本边际收益差异-资本流动-劳均资本变化-劳动力流动-城镇化-资本配置差异-非正式权力结构差异-内化为新的正式权力结构"的解释逻辑,并做了初步的实证检验。最后基于解释模型,从城镇化的状态变化、主体转换和政策演进三方面对城镇化政策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口密度时空演变与城镇化空间格局初探——从2000年到2010年

中国人口密度的时空演变是折射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最直接表征。本文利用乡镇和街道尺度的"五普"和"六普"人口资料,对2000-2010年中国人口密度的空间分布变化进行初步考察,并基于人口密度视角提出城镇化格局的识别指标,进而分析2000年以来我国城镇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旨在廓清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再分布的变化规律,深化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基本判断。     

2000年以来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省际差异分析——基于统计数据的校正和修补

以"五普"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多种方法,对2000-2005年间全国及分省统计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镇人口及人口城镇化水平进行校正和修补,进而分析2000年以来我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变动状况的省际差异。发现:(1)从数据校正和修补情况看,现有的统计数据可能存在总人口、常住人口偏大而城镇人口、人口城镇化率偏小的问题;(2)2000-2005年间,全国人口城镇化水平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而年均提高幅度在1.3个百分点左右;城镇人口分布和人口城镇化率的总体格局基本未变,但部分城镇化水平低、经济基础较弱省区的城镇人口、人口城镇化水平出现超高速增长态势;人口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呈现逐年缩小的趋势,差异主要体现在政策区域之间,其对总体差异的影响依然在加大;(3)人口城镇化率和人均GDP呈现对数关系,而且随时间推移,二者相关性逐年增强。     

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变迁解析——基于扬州的实证研究

基于地方政府充分利用城市土地资源促进增长这一前提,借助相关案例研究中政府采取的空间发展策略,阐述这些行为对城市空间产生的效应,认为地方政府主导下的城市空间发展导致城市空间结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并由此诱发城市的低效扩张,对城市未来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     

基于人口流动的住房保障制度改善

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发展已多年,但仍然未能突破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的二元分割困境。由于未能充分认识住房保障的国民收入再分功能,国家住房政策将住房保障认定为地方事权。本文从人口流动的角度,分析住房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住房保障制度的改善建议有三方面。首先,对国民收入再分配功能的住房保障与地方公共服务进行区分,明确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责任;其次,以人口流动规律为基础,设计住房保障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第三,满足家庭化流动人口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