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团主义视角下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研究——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

在考察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的政策与实践基础上,分析了再开发的制度安排、实施结果,认为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变迁的背后是空间治理结构的转型。运用法团主义分析工具,构建了珠三角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变迁的制度分析框架,在以"分权"为特征的体制转型过程中,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此消彼长,不同的力量组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模式,同时也导致了不同的空间治理方式。从"国家法团主义"到"地方法团主义"再到"社会法团主义"的治理结构变迁下,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政策与实施特征也呈现不同的特点。从"国家法团主义"下对违法用地的承认与处理以及放弃对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到"地方法团主义"下地方政府占据主导作用,压制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导致再开发放缓,再到"社会法团主义"下社会力量崛起,再由开发房地产导向转变为全面提升人居环境导向。研究应用广州市番禺区的存量建设用地再开发历程,对再开发过程中的权力结构重构、利益协调机制以及实施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理论分析框架。     

嵌入性治理:法团主义视角的中国新城空间开发研究

我国城市空间开发的治理模式选择中,存在着"政府主导"和"市场主导"两种相互竞争的观点。文章认为,法团主义视角对于研究中国城市空间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启示意义,并基于这一视角,以苏州高新区为实证,重点厘清了城市空间开发中,政府通过大量设立各种类型的准政府组织,实现对于市场与社会的"嵌入式"治理机制,并辅以"制度嵌入"和"利益嵌入"手段,实现空间快速增长与社会矛盾有效管理的双重目标。本研究的结论是,面对市场与社会日益多元的利益要求,政府通过实施"嵌入性"治理手段,可以卓有成效地吸纳新型的市场和社会力量参与城市治理,提升自身对于市场与社会需求的响应能力,维护地方政府对城市空间发展干预的权威性与韧性。     

“自上而下”还是“多元合作”:存量建设用地改造的空间治理模式比较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空间规划范式已从增量规划转向存量规划.随着空间治理上升为国家战略,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与传统增量规划不同,存量建设用地治理的核心是土地产权交易与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目前我国发达地区出现了两种典型治理模式:一是自上而下,地方政府主导的“权威型”治理;另一种为多元合作,地方政府、市场力量与原土地权利人多元互动的“合作型”治理.研究以上海和广州为例,从运作机制与规划管理、土地增值收益的实现与分配、治理背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等方面对两地的存量建设用地治理实践进行了比较.认为,尊重原土地权利人与市场利益、兼顾公共利益、保障社会公平性是存量建设用地良好治理的关键.     

土地再开发中地方政府的角色与行动路径转变——城市企业主义下的广州旧村改造实证

地方政府是土地再开发的最基本角色,呈现城市企业主义的运作特征。研究从分析地方政府角色演变入手,探索地方政府在多方主体博弈关系中的作用与影响,剖析土地再开发的运行逻辑与内在机制。通过梳理广州市土地再开发历程,总结地方政府角色影响下的土地再开发模式,主要表现为3种类型：政府主导下的激励模式、政府监管下的协调模式、以及政府运营下的联合模式。相应地,地方政府的城市企业主义行动路径表现为3个趋势,分别是由发展型向服务型转变、由单一化向多元化转变、以及由管制型向合作型转变。研究通过总结地方政府角色对土地再开发成效的作用规律,在提升土地再开发的空间治理成效方面提供实证借鉴和决策参考。     

重构城市更新利益博弈机制——一个土地发展权“产权差”的新视角

因土地发展权配置而产生的土地增值收益,是城市更新中政府、社会、市场多主体复杂利益博弈的核心。土地发展权配置存在着法律上的“名义赋予”和现实中的“实际行使”两大过程,且“名义与实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本文将土地发展权的“名与实之差”定义为“产权差”,以控制权为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土地发展权配置的三大控制权——政策制定权、博弈表决权和监督审批权,并以深圳湖贝片区更新改造为例,详细论述了多元主体利用三大控制权对土地发展权产权差进行争夺博弈的过程。从中发现,土地发展权的产权差争夺是城市更新利益博弈的关键,产权差大小伴随着控制权的强弱行使呈现出“抑制—释放—扩增—弥合”的演变特征,可以用来表征利益博弈的复杂激烈程度。产权差博弈为城市更新中的政策优化和空间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从自主性内涵出发,抽象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两个关键要素——"内生权威"和"土地资本化".内生权威因具有"价值内嵌"、"关系内嵌"和"利益内嵌"等特征,能够成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有效主体.在"还权赋能"的农地改革下,农地资本化已成为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基于内生权威和土地资本化的组合形态、关联互动和演化谱系,为 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建构了 一个综合分析框架,以期深化对乡村自主性空间治理的理解.     

基于城市政体理论的城市菜市场空间治理模式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作为重要的城市公共空间,城市菜市场是一种独具特色的空间类型。由于城市菜市场自身复杂多样的身份属性:商业性、公益性、经济性及政治性,其空间本身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多重利益主体的博弈与联盟。空间是公共形态和权力运作的基础。因此,研究菜市场空间背后的权力结构,探索博弈结果与建筑空间治理上的联系,相较于单纯地对建筑空间进行研究更具意义与挑战。城市政体理论探讨了政府、市场、社会三元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关系,本文以该理论为出发点,依照三元主体间不同的作用关系及治理模式,将上海城市菜市场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分析不同阶段三元治理模式的权力分配及所带来的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总结其治理模式的演变规律。进一步反思在新时期城市转型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治理参与者关系权力的重构、干预控制的平衡等方式优化上海城市菜市场空间治理模式,推动菜市场空间的发展。     

创始人权威、控制权配置与高科技公司治理——以阿里巴巴的控制权争夺为视角

公司控制权配置是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合理配置公司控制权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保护公司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文章以阿里巴巴集团控制权的争夺为背景,采用案例研究方法探讨高科技公司的控制权配置问题。研究表明,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不同,高科技公司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本,即创始人及其创业团队,由于创始人权威及人力资本的特殊性,大股东向创始人及其创业团队让渡控制权有利于实现公司的长远目标,从而使利益相关者实现利益最大化。从公司控制权配置的视角深化对高科技公司治理的理解,可为我国高科技公司治理提供必要的理论借鉴。     

城市区域主义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尺度重构与协同治理

文章立足于分析城市区域主义在中国区域治理语境下的理论适用性,提炼出中心性与地域性两个分析城市区域发展的理论工具。随后,结合中心性与地域性视角,文章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尺度重构和区域协同治理路径展开研究,将跨尺度治理分为跨境尺度重构、城市间尺度重构、城市尺度重构等三个层次。通过考察不同尺度下区域治理体系的调整过程,文章认为：不同政府主体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跨尺度协同治理中扮演着维护本地利益的角色,这种协同合作模式既捍卫了城市利益、又兼顾了区域发展均衡。因此,区域中协同治理的关键在于统一不同尺度、不同利益主体的发展诉求,以此才能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新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我国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

新常态背景下城市发展模式已由增量拓展向存量提升转变。注重于内涵提升的城市更新实践将成为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内城市空间提质增效的"新常态"。当前,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同空间利益主体间的矛盾已成为突出问题。文章借助于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解析了空间利益主体参与城市更新过程的逻辑本质与诉求,提出以空间利益主体角色及合作伙伴关系重构为特征的治理型城市更新模式,强调在达成政府、资本、社区城市更新社会共识的框架内,通过有效的制度路径协调各方空间利益与权利,以实现均享城市更新空间增值收益的目标。     

宅基地审批管理中的权利(力)冲突与权利失配——土地发展权配置视角的研究

新增宅基地审批管理是赋予农民将其他类型土地转变为农村住宅用地的权利,其实质是对特定类型土地发展权的配置。由于宅基地承担一定的社会保障功能,宅基地发展权的配置既有行使公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的性质,又有保障和落实农民基本权利的要求。其特殊属性形成宅基地发展权配置过程中公权力行使与农民私权利保障之间的冲突,以及发展权空间配置要求与农民对土地的现状权属分布不相匹配的矛盾。权利(力)冲突状况下,政府与农民的利益博弈造成农民权益受损与土地低效利用问题并存的现实,而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未能有效化解权利空间失配的矛盾使得规划失去实际指导作用,影响到宅基地空间布局优化目标的实现。因而,如何解决权利(力)冲突问题和化解权利空间失配的矛盾是破解目前宅基地审批管理困境的关键问题。     

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土地城镇化——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的历程回顾及转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土地资本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土地出让,政府积累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投资环境。但同时,过于依赖土地资本化衍生的土地财政,也导致土地的福利功能大大削弱。建设用地的无序蔓延、房价飙升超过绝大多数人的购买力及忽视"人的城镇化",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本文回顾了有偿使用制度建立以来我国土地政策和土地市场的变迁,分析了土地城镇化的双刃剑效应,探讨了土地城镇化进程中的利益主体和博弈机制,最后,对未来土地城镇化的转型方向进行了展望。     

深圳特区土地利用演化时空模拟实验研究

作为高速城市化的代表,深圳特区土地利用具有典型的演化频率快和空间结构稳定性差的特点,其实质是人为干预下的城市生态景观的自组织机制作用过程。根据城市生态组织理论,本文构建了基于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CA模型,并对深圳特区1997-2020年土地利用时空演化进行了仿真和预测。结果表明,建立基于城市生态组织理论和地理特征的城市土地利用演化CA模型,对指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决策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     

苏南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演进研究——基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

乡村集中社区建设蕴含着丰富的治理内涵,其建设类型也深受乡村治理模式的约束。基于乡村集中社区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内在关联,建立了一个理论动态分析框架,并以苏南为例,从乡村治理变迁的视角,系统地剖析了苏南乡村集中社区类型演进机制。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治理模式出现由"汲取型政权"下的乡村有限自治,向"财政下乡+土地资本化"下的项目治理,再向乡村多元治理方向转变。在乡村治理变迁推动下,乡村集中社区建设类型呈现由"村社自主建设"到"政府主导建设",再到"多元主体共建"的演化路径。     

对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制度的思考

分析了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权力关系变化及其利益格局变化的过程,指出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由于存在土地收回权的行使范围扩大化、拆迁补偿标准不合理、安置不妥善、程序不合理等缺陷,已不适应城市建设拆迁中土地权利关系变化的需要,因而认为土地制度创新势在必行,进而提出了土地制度创新的初步设想,包括:明确城市建设拆迁中被拆迁人的土地财产权利;对“公共利益的需要”作出明确的界定,规范政府行使土地收回权的范围;充分考虑被拆迁人对土地的权利,给予公平、合理的市价补偿;提高房屋拆迁补偿标准,完善拆迁安置办法;从保护群众合法权益和规范政府行为出发,完善城市建设拆迁程序等。     

城市建设中农村集体土地补偿方式的新探索——以洛阳高新区2004年征地为例

在城市建设中如何对征用的农村集体土地进行合理、科学的补偿,这是近些年全国各地讨论和争议的热点问题,操作不当,就会引发各种社会矛盾。推进农村土地征用制度改革,创新土地补偿方式,一直是各级政府不断研究的重点工作。本文以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入手,通过对土地征用过程中各种环节和要素的分析,探索出了一条按年度支付农民补偿费的土地补偿新思路。     

管治及城市与区域管治——一种新制度性规划理念

管治 (Governance)作为一种在政府与市场之间进行权利平衡再分配的制度性理念 ,已经愈来愈成为全球性的共同课题 ,并迅速渗透到城市与区域规划的具体行动中来。文章探究了管治概念的由来与本质 ,分析了管治理念在城市与区域规划中的体现 ,也客观评价了其局限性 ,为我国相应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先期借鉴     

面向创新需求的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

创新正在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创新型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城市空间生长、利用的基本逻辑.面对创新型经济形态的新需求及城市空间发展的新逻辑,通过空间供给体系和治理方式的改革来促进创新活动与功能的蓬勃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创新发展背景的基础上,本文解析了创新企业、创新网络、创新人才三类创新要素对城市空间的新需求特征,进而结合近年来的典型地方实践探索,提出城市空间供给与治理创新的主要策略,包括探索适应创新不确定性的分层控规体系,鼓励促进功能混合的用地管控方式,完善吸引创新项目的土地精准供给方式,支持促进持续创新的存量空间盘活方式,建构促进创新交往的共享空间营建方式,为城市创新发展转型及创新空间的规划建设提供借鉴.     

首都地区城乡建设用地空间格局与增长趋势——基于2000-2010年数据

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建设用地的永续利用和合理扩张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空间规划改革的重要内容.现有的研究往往从城镇扩张、土地非农化等角度分析建设用地的整体演变规律,对于用地结构、空间特征的关注往往不够.考虑到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城镇和农村建设用地扩张相对独立,需要将两者统筹起来,分析城镇、农村和工矿建设用地各自空间格局和增长趋势的特征.选取我国城镇化较为迅速的首都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以2000-2010年间的空间数据为基础,从城乡建设用地的规模分布、结构比例、增长趋势、内部结构变化等几个方面总结其演变规律,并从空间管理、内部转换、政策工具三个方面给出建议.     

中国城市群制度一体化评估框架构建——基于多层级治理理论

经济全球化引发新一轮地域空间重组,城市群作为重要的地域空间组织单元其制度一体化的评估缺乏完善的评估理论框架与实证方法。现阶段,我国城市群制度建设多元化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理论到实践的评估方法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研究发现,后福特制下,制度通过重塑治理模式实现国家空间的尺度重构。因此,本研究认为制度一体化的治理表征是形成多层级治理模式。进而,以多层级治理为理论框架,构建"三组关系"与"两个层次"的评估理论框架,即在宏观层次的城市群治理结构与微观层次个案型制度安排上检验层级政府间的科层关系、跨市区域合作关系与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方关系。并构建评估实证框架,宏观层次上以社会网络分析、文本、桌面分析及半结构访谈识别城市群治理结构;微观层次以政策网络分析及焦点小组、深度访谈识别基于个案的制度安排。最终证明,简单构建评估指标忽视了制度特征与演化,可实证的理论评估与实践实证框架的建立有助于深度揭示城市群的制度一体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