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GO组织参与北京旧城保护的案例评析

NGO组织参与北京旧城保护的背景 国外“公众参与”理论和实践案例的传播影响 从1947年英国政府出台《城乡规划法》“允许公众对城市规划发表意见”到1962年P．Davidoff提出“倡导性规划”理论，城市规划领域中的公众参与理论逐渐发展成熟，也相继出现了诸多成功案例。     

村镇规划：如何建构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

公众参与是由传统“精英规划”走向“民主规划”的重要标志。作者结合深圳龙 村镇规划的实践,论述了村镇规划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形式与方法,并阐明了有效的公众参与机制择于村镇规划管理与实施的重要作用。     

美国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组织案例研究——以德州丹顿大学城为例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美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理论与实践都已趋于成熟。在美国,公众参与小城镇的规划设计全过程已经成为小城镇规划的基本模式。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小城镇总体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组织特点、组织程序和实施效果,并以德州丹顿(Denton)2030总规为例,从参与主体、组织形式、实施过程及内容、反馈机制和实施效果等方面分析其规划编制过程中公众参与的组织,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小城镇规划提出建议与启示。     

对公众参与制度化的探索——深圳市龙岗区“顾问规划师制度”的构建

公众参与制度 ,是现代城市规划管理要素之一 ,是由传统的“精英规划”走向“民主规划”的重要标志。结合深圳龙岗公众参与规划的工作实践 ,通过对现行体制下规划管理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反思 ,学习并借鉴先进地区经验 ,探索公众参与制度化的有效途径 ,构建具有龙岗特色的顾问规划师制度。介绍了龙岗“顾问规划师制度”的总体思路 ,工作内容 ,组织和工作方式 ,顾问规划师的角色定位以及各级政府的角色定位     

从理念到现实：上海友谊路街道社区发展规划中的公众参与

社区发展规划应以社区居民为本位，体现多方互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公众参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针对我国当今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的现实状况，在上海友谊路街道社区发展规划的实践中．以安斯汀（SherryRAmstein）“市民参与的梯子”理论为基础，构建了适合我国城市社区的“推进式参与”的理论演绎框架，并将该理论框架转化为现实的行动计划。在行功的经验基础上，本文归纳出保障公众有效参与社区发展规划的操作要点，涉及组织方式、参与机制、政府主导等三方面的结论。     

加拿大公众参与规划及其启示

对加拿大公众参与的理论基础、价值理念、发展历程和主要技术手段进行了总结.接着,以新斯科舍省“志愿规划”和哈利法克斯地区“社区远景规划”为例,分析了加拿大公众参与规划的典型模式.最后,针对我国公众参与规划现状,提出了加拿大公众参与理论和实践对我国的启示与借鉴.     

村庄规划中公众参与有效实施研究

村庄规划是美好乡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文章在对我国村庄规划中公众参与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公众参与有效实施的新思路,改变“参与力不足”的问题,增强村庄规划中公众参与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公众参与在村庄规划编制中的应用研究——以铁岭县东孤家子村为例

从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新农村建设到村庄规划,村庄规划越来越注重规划的实效性,有效的公众参与政策则是增强村庄规划建设实施的重要手段之一。公众参与应渗透在村庄规划编制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但在实际规划中,公众参与方式、方法存在诸多弊端,降低了村庄规划实效性。城乡结合地带是村庄规划的重点区域,但由于人员的流动性较大,也增大了公众参与的难度。本文从村庄规划公众参与现状问题出发,围绕村庄规划实施与村庄发展建设两方面阐述现状村庄规划公众参与村庄的问题,并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构建从村庄规划准备阶段、调研阶段、编制阶段到最后的审批阶段中公众参与的重点方式与方法,最后以辽宁省铁岭县东孤家子村为例进行了实践应用,增加公众参与村庄规划的实效性。     

公众参与规划环评、源头化解社会矛盾

围绕“通过公众参与规划环评化解社会矛盾”这一主题,包括什么是邻避设施和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起源)、为什么需要公众参与(公众参与的意义与理论基础)和如何在规划环评中开展公众参与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认为,规划环评是各相关方沟通、交流、协商以达到价值共识的过程,通过公众参与规划环评,让公众对与规划相关的环境影响、环境问题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是取得公众尤其是受到不良环境影响的公众理解、支持的重要手段,也是从源头预防、化解可能因规划实施导致的不良环境影响及其进一步引发的社会稳定风险的有效途径.     

社区参与式规划的实现途径初探--以北京“新清河实验”为例

在城市规划和社会治理重心向社区下移的新阶段,公众参与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如何在社区规划基础上探索覆盖面更广和更具有推广性的参与式规划途径,是当前规划理论和实践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将我国参与式规划归纳为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三种类型,构建“参与动机-参与过程-参与结果”框架进行评估,进而结合北京“新清河实验”公共空间治理实践,利用在线地图互动平台探索了将组织化、个体化和自组织相结合的参与式规划模式,最后从规划程序、参与平台和实施单元等方面对实施路径进行总结。     

中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展望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或城市规划具有公共政策属性的论断已得到越来越多中国学者或城市政府的认可。本文从公共政策学的视角,对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内涵、构成体系、运行机制,社会学议题及公众参与和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对中国城市规划公共政策的未来发展方向进行展望,并对其政策措施进行系统总结。     

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的选择研究

以上海市浦东新区城市规划制定过程中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主体、形式等选择作为切入点，通过国内外典型事例的此较开展相关研究，希望能对今后浦东新区及其他相关工作的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城市规划不同阶段公众参与的思考——以宁波市两个案例为样本

城市规划层面的公众参与一直是近几年学界研究的重点。该文从处于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两个不同阶段案例的公众参与状态出发,进一步分析了城市规划不同阶段公众参与的深度、参与的主动意识以及参与的渠道,阐述目前我国城市规划公众参与的状态;最后结合目前我国城市规划的发展现状提出应从建立城市规划援助机构、培育市民的参与责任意识、建立公众参与的事后监督制度、建立规划编制阶段公众意见的审核一备案一论证制度等几个层面推进我国的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     

政府与社区主导型旧城更新公众参与比较研究 ——以北京旧城保护区更新实践为例

进入存量规划时代,城市更新为主 的城市规划将面向更加复杂的研究对象,从 物质空间规划转向到主体与物质空间相互 叠加的“社会+物质”空间规划。城市规划 公众参与作为协调多元主体需求和意愿的平 台和手段,变得越来越重要。以北京旧城保 护区更新实践的为研究对象,划分为政府主 导型更新和社区主导型更新两种模式,选 取四个典型案例,参考政治科学和政策科学 理论,将公众参与过程看作一个政治互动过 程,建构多主体博弈系统模型,研究不同价 值取向的多主体及其博弈过程,进而对其公 众参与系统进行对比分析与总结,并提出城 市旧城更新中公众参与的改进建议。     

参与式规划: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

在城市向存量发展转型、乡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的背景下,城市内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众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重塑城市社会活力与促成公众参与,研究提出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的参与式规划实践:以公众参与为核心,构筑政府、公众和规划师等多元主体互动的平台,并结合在厦门城中村、旧城区和乡村社区的实践中解析如何从公共空间营造、激励制度的构建以及组建农村合作社引导群众参与到规划的多个环节中,促成各社会主体间联系的建立与发展共识的达成.     

从管理角度谈完善城市规划立法

我国现行《城市规划法》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国家已将它列入下一批要修改的法律之列。作者仅从城市规划管理角度出发,针对目前规划管理中存在的规划执法力度不够,缺乏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不健全等弊病,指明只有不断加强规划立法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城市规划管理工作的提高,促进城市建设发展的良性循环;并结合现状,指出现行《城市规划法》存在的某些不足,提出完善城市规划立法的相应措施。     

新加坡城市公共空间的规划理念借鉴

该文指出国内城市公共空间建设中城市特色消失、城市活力不足、管理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以新加坡为例,了解新加坡城市公共空间建设过程及其最新的概念规划方案,同时从土地政策、住房建设、历史街区保护、城市捷运系统、花园城市规划五个方面探索新加坡公共空间的影响因素,希望对国内的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有所帮助。     

智慧城市解读与未来城市发展的思考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城市问题的日益突出,智慧城市作为新的城市发展理念迅速成为当前全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与规划关注的焦点领域。本文在解读智慧城市的发展起源、内涵和特性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外智慧城市的发展态势,总结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智慧城市发展模式。同时智慧城市理念的探索和实践对未来城市发展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对城市数据系统的整合性、城市规划的协调性、开放式数据库的建立以及对市民的参与鼓励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由于对ICT技术的依赖性,我们仍要清新认识到智慧城市发展过程仍有可能带来的问题和风险。     

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探索--以泉州市为例

泉州市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存在以下问题：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制度上的保障;城市规划的公众参与缺乏台理的组织机制;城市规划忽视了公众团体组织的介八。应该从转变观念、完善法律、建立参与组织、理顺程序、监督落实等方面着手,建立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保障机制。     

Innovation in Urban Policy: The Experience of Italian Urban Time Policies

ABSTRACT Urban time policies are public policies that intervene in the time schedules and time organization that regulate human relationships at the urban level. Urban time policies were launched in Italy at the end of the 1980s. Within a span of 10 to 15 years, 170 municipalities have been involved in time-oriented projects or timetable plans, or in studies of urban social time. There has also been a diffusion into several countries of the European Union, especially in Germany and France. Now the diffusion is starting in Spain, the Netherlands and Belgium. In this article,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 time policies in Italy is reviewed up to the new national law of 2000. The article examines how urban and social time emerged as a new theme of public policy, and the way i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public actions. In Italy, 15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a new national law brought urban planners, sociologists and policy makers to think over the role of these city actions and over the nature of innovation in these policies. In conclusion, the article underlines the innovative aspects of Italian urban time policies (urban and social time became a new way to examine urban transformations and a new stake for urban policies; it offered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planning management; experimentation has been the driver of innovation) and how urban time policies can be considered an enrichment of traditional town planning (they offered a wider problem solving articulation acting also on timetables; they provided a new concept, chronotopes, to study and design urban transformation and, finally, they encouraged soci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capacity-building in urban action and plan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