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孟子的“以意逆志”说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就其本人用意来讲,最初是为解《诗》而提出的,其解《诗》立场也合乎儒家"善"的范畴,即儒家所认同的道德伦理范畴。从历代学者对"以意逆志"的内涵分解诠释中,得知孟子的"以意逆志"就是要用读者的思想情志去推求作者的思想感情和意图,而这一过程正需要我们主动去"推心"。西方文论里以文本为中心的"新批评"和以读者为中心的"接受美学"的某些内涵诠释正与"以意逆志"说不谋而合,同时又反证了其诠释的不充分性,而我们运用"以意逆志"所探求到的永远都只是一个无限靠近作者原意的阐释。     

《孟子》中“之”字的运用探析

《孟子》中的"之"、"乎"、"者"、"也"的运用方法多种多样,在文言文中赋予的含义也是各不相同。本文主要从《孟子》中"之"字的角度发展,来探析"之"字在《孟子》中的运用、用法和含义等等。     

《孟子》“口之于味”章中的独断论——兼谈儒学的方法论特质

很多学者认为《孟子·尽心下》“口之于味”章道出了性善论的根基，但这只是一个误解。原因是学者在理解这段话的时候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拿“物欲之小者”与“道德之大者”做比较；二是从事实跳跃到了应当。由此，性善并不能作为一个事实存在，它只是一个假设。于是“悟道”的方法在哲学上便找不到合理根基。但儒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其很多方法论特质可以从宗教性方面得到合理解释。     

孟子的“民贵君轻”与“被民贵”思想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儒家学者尊之为"亚圣"。"民贵君轻"思想是孟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但从其出发点分析,论其实质,"民贵君轻"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包含很大的被动性,其实质可以称之为"被民贵"。     

康德的“因果观”探析——兼论与佛教“善恶报应论”比较

因果现在康德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康德在对因果必然性、因果规律的客观性以及因果规律中人的能动性的考察等方面都显示了不同于前人的特色。而佛教善恶报应论中体现的因果现在这些方面与康德因果论有许多相同之处。本文对此略作探析,以加深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并对当代哲学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毁灭与永生——论美国自白诗派作家普拉斯的生存观

西尔维亚.普拉斯的诗歌中充满着"死亡"或者"毁灭"的表述与意象,但是死亡并不是她想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可以说,死亡仅是普拉斯通往另外一种心灵境界的途径而已;死亡与毁灭,只是普拉斯人生理想的另一种释放。通过分析普拉斯诗歌作品中的意象与内涵,探究诗歌中所体现的生存观,即毁灭与永生的意蕴与阐释,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为广大民众带来关于人生观与价值观方面的另一种思考,从而对毁灭与永生这个长久以来一直被人们所苦苦思索的命题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论孟子的“君子三乐”

文章着重梳理了君子三乐的基本含义,即亲亲敬长之乐,修养身心之乐以及教养传道之乐,主要分析此三乐的具体内涵以及所反映出来的孟子本人的思想。并对君子三乐所涉及的关系进行讨论,包括君子三乐之间的内在关系,个人与家庭与社会的关系,道德修养与践形的关系以及修养身心与王天下的关系。     

“以意逆志，得孟子之一体”——以《韩诗外传》为例看孟子对汉《诗》经学化的影响

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最先强调了读《诗》者在《诗》义阐释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这意味着读《诗》者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诗》义;还可以通过主动推求去寻找《诗》的创作意图。《韩诗外传》正是汉《诗》践行孟子“以意逆志”观的突出代表。《韩诗外传》对孟子“以意逆志”观的传承,不仅展现了《诗》学发展至汉代的一次飞跃,同时也证明了汉诗通过《诗》义阐释传达经世意图的经学化倾向正是由孟子导夫先路的。     

论老子的“道”对汤川科学观的影响

本文探讨了老子“道”的思想对汤川科学观的影响。认为汤川把老子的思想看作是反映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过程,从而提出了类似库恩“范式论”的科学理论动态发展的思想。文章认为老子的思想对汤川的影响可能给予我们认识现代科学发展的规律以某种启发和提供深入思考的哲学基础。     

论“天人合一”观念的生态智慧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范畴之一,萌芽于西周时期。经过长期的演变发展,“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具有丰富博杂的特点,可以概括为知性通天、天人和谐、以人顺天、天人感应等主要方面。“天人合一”范畴蕴含着天人一体的生态整体观、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平等观、尊重与敬畏自然的生态伦理观和遵循客观规律的生态实践观,对于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实现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释“失睡”——兼论古代汉语的反训

"失睡"一词在汉文佛典和中土文献中均有使用,其义项应该有三:一为失眠;二为睡着;三为睡过头。这三个义项之间的关系涉及到对古代汉语反训这一提法的认识,回顾从古至今学界对于反训的看法,蒋绍愚的观点最为科学客观,反训不是训诂的原则、方法,而是指一个词同时兼具相反二义这样一种语言现象,"失睡"正是反训的典型例证,是由于词义向两个相反方向引申而形成的。     

“甘”、“熏”考——兼论先民审美意识的觉醒与最初审美实践

甘,是先民通过采集劳动获得的最早的味觉快感,这种快感是后世先民形成审美能力的起点;熏,不仅是先民创造关味的最早实践,也是人类最早的审美实践。随着先民认识世界能力的提高,先民对关味的创造逐渐转移到对服饰、器用、自身形象及舞蹈、音乐、诗歌等方面的关的创造。由美味而至关,这是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它是自然美向社会关过渡的重要标志。     

论史怀泽“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兼与佛教“众生平等”生命观比较

“敬畏生命”是史怀泽伦理思想的核心,以生命意志为逻辑出发点,强调爱与公正对于生命价值的重大意义,其思想中隐含了“上帝之爱与相对公正”和“人类中心主义的陷阱”两大悖论;相比较而言,以“轮回说”为基础的佛教“众生平等”思想和“不杀生”戒律则从利人类的动机出发,强调生命的可贵和对自然万物生命的尊崇,最终达到促进宇宙整体和谐的目的。两种宗教情感的升华,充分发挥了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成为提升人类道德境界、改善现代社会环境的一剂良方。     

感伤的诗遑论审美张力——论九叶诗派“新诗戏剧化”诗学观

"新诗戏剧化"理论可以看作是九叶诗派的诗论核心,为了避免"感伤"的恶劣倾向,九叶诗派提出了诸如"表现上的客观性与间接性"、"戏剧化的诗是‘包含的诗’"、"戏剧化的诗是富有‘张力’的诗"、"新诗戏剧化的三个不同方向"等关于"新诗戏剧化"的具体主张。九叶诗派"新诗戏剧化"的诗学理论从诗艺技巧的革新入手,然后逐渐发展到对人生经验的戏剧性理解,并最终建构了戏剧主义的诗学批评体系,形成了极具中国特色的"戏剧化"理论。     

论“字词本位”的中华语文教学观

汲取"词本位""字本位"汉语理论的合理部分,从语言声频系统和文字形符系统梳理文、字与词的关系,认为"文"是最初的图形表意独体符号,"字"是由文孳乳派生出来的形意结合符号,音节与声调结合的表意单位就是"词",书写的文字符号与语音结合构成"字词"。这样的字词不但能够独立超越语音而示意,还有记录语音的功能。古代语文主要以单音节字词为基本单位,现代语文系统中多音节词语数量占了多数,成为精确表达复杂思想的基本单位,因而"字"与"词"(词语)共同成为中华语文表意的基本单位,构成了以文字为主导的中华语文特有的字/词并重的格局。基本的常用汉字非常稳定,有很强的组字构词能力,掌握具有字根意义的基本常用单字词,有利于精炼简洁表达,运用多音节复字词语有利于细致准确表达。所以,我们主张"字词本位语文教学观"。     

“和”、“齐”考——兼论中国烹饪文化的民族个性与发展规律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了“和”、“齐”的哲学思辨与社会意识,并成为中华民族饮食生活独有的文化内涵。从古文字研究的角度探究“和”、“齐”二字的原初意义,既可揭示中国烹饪文化的民族个性,亦可正确把握民族饮食文化的历史发展规律。     

爱与痛的边缘——论恐怖电影的美学分析

恐怖电影给人们的第一反应离不开血腥、暴力以及死亡。它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刺激着人们疲惫乏味的视觉神经。出色的票房成绩无疑证明了恐怖电影在商业上的成功,这种不"痛"不"快"的"折磨",也正是当代社会年轻人宣泄压力释放情感的一种特殊方式。同时,恐怖电影反映了一种文化焦虑,一种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朦胧反思。     

“炮”、“陶”考——兼论泥烤引发的陶器文明与烹饪革命

传统研究成果表明,陶器的发明与农耕生产似乎存在某种必然因果关系.但如果从饮食文化史的角度看,陶器发明当始于人类初始烹饪中的烤法——炮;从古文字学的角度看,“炮”与“陶”之间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陶器的发明使人类的饮食文明从单纯的火烹时代而进入了水煮汽蒸的陶烹时代,并引发了人类饮食活动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的逐渐提升.     

“滋”、“味”考——兼论先民对五味的理性思考

"滋"之本义始于器皿盛水外溢之状(益)、草木滋长于野之势(兹)的联想;"味"之本义始于稼穑秋熟发出的香味。中国传统哲学中"五行"观在其早期形成中,对酸、苦、辛、咸、甘五字的形与义皆有不同角度和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五味"间的内在关系、调味与养生之道在其古文字中已有所表现。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述评——兼论“五院制度”与孙中山“五权宪法”思想之关系

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度建立于1928年，它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渊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但在本质上与五权宪法思想有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