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值制度对商誉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3-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商誉和商誉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并进一步检验计提减值对商誉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披露的商誉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相关性,市场能够识别并认可商誉价值;但商誉减值信息却不具有价值相关性,并且计提商誉减值使得商誉本身的价值相关性有所降低,减值测试制度下的商誉减值缺乏信息含量,违背了准则制定的初衷。     

企业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研究

文章以2007—2012年披露合并商誉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合并商誉及其减值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结果表明,合并商誉信息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同时,研究发现,合并商誉减值当期计提信息对股价产生的影响甚微,对投资者的决策参考作用较小,但在长期内合并商誉累积减值信息对股价有影响,两者呈正相关关系。研究结论显示,合并商誉及其减值信息对投资者决策会产生影响。因此,公司应合理核算商誉,规范合并商誉会计处理过程,完善合并商誉相关信息的披露。     

商誉减值问题的案例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企业进入转型升级的新阶段,并购重组浪潮迭起,并购交易总额逐年攀升。随之也产生了大量"高估值、高溢价"的并购现象,上市公司中商誉规模在不断增加。并购商誉问题已逐渐凸显,尤其是巨额商誉减值已经成为一些上市公司"业绩变脸"的一项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对商誉进行后续计量,如何使因商誉引起的相关财务信息更客观地反映已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我国企业业绩承诺的合理性、当前商誉减值准则存在的缺陷以及我国部分上市公司商誉减值信息披露不完整等问题,并提出自己的建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研究

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运转,我国上市公司越来越多,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显现。信息披露制度是证券市场实现"公平、公正、公开"的重要保障,它对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的良性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意义。近年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行为的丑闻,不但损害了我国上市公司的形象,也严重影响我国公司企业的上市信心。因此,如何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成为了研究的重要问题。     

论商誉泡沫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宏观环境背景下,我国资本市场上高溢价、高估值的并购交易不断涌现,这些交易往往会导致巨额商誉。近年来计提巨额商誉减值造成企业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的事件频频发生,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近几年以来,我国上市公司商誉呈现爆发增长势头,上市公司商誉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超利润的增长速度,加大了经济风险,商誉泡沫不容小觑。本文研究商誉泡沫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旨在建议加强并购重组"双高"监管,从源头上控制商誉泡沫的产生,使我国经济能够平稳健康的成长。     

论商誉的资产减值对企业业绩变化的影响

上市公司的商誉减值损失有可能影响净利润。去年,多家A股上市公司由于商誉"黑天鹅"影响净利润而导致业绩跳水。企业在收购一家子公司的时候,针对子公司无形资产的估值和未来盈利能力的估计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很有可能出现高估值和高业绩承诺的"双高"情况。商誉初始计量以及确认的难度很大。本文对商誉的资产减值影响企业业绩进行研究,多角度为商誉研究提供新的证据,为管理当局提供合理的商誉会计处理参考依据。     

业绩“暴雷”与并购商誉会计计量——基于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的分析

巨额商誉减值造成近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暴雷"现象频发,引发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并购商誉会计计量问题的激烈讨论。文章在梳理商誉形成与计量的基础上,对并购商誉的会计处理进行国际比较与讨论,通过高升控股并购案例研究发现,收益法估值模式为高额商誉的确认提供了"便利的空间",商誉的资本化处理模式形成巨额减值的"堰塞湖",商誉"只减值,不摊销"的后续计量模式存在人为干预的可能。基于此,对我国并购商誉的确认与计量提出建立追责机制、提高商誉估值准确性以及商誉初始计量采用费用化模式、后续计量采用摊销与减值并用模式的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区域聚集效应研究

将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划分为经营违规和信息披露违规,以2012—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logit回归发现: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与区域腐败程度之间呈正相关,区域的腐败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容易发生违规行为,这种情况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更明显;上市公司所在地的政治环境指数对违规行为具有较强的约束力,上市公司所在地的税费负担指数在一定程度上"滋生"违规行为,同时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研究丰富了反腐败及其领域的文献,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商誉这颗“雷”:减值还是摊销?

笔者通过梳理会计学和会计实务中的商誉概念及其计量方法,总结我国现行会计准则中的商誉确认与计量规则,提出应该基于财务报表体系的中心和收益确认观念来思考商誉减值还是摊销的问题。笔者认为,按照现行会计准则制定的逻辑和发展方向,商誉不应该进行摊销,而是继续采用现行的减值处理方法;但若考虑商誉会计处理中的实践问题和当前财务会计从以利润表为中心向以资产负债表为中心过渡这一发展阶段的混沌特征,则可以把商誉视为一个"费用库"(而非资产)进行分年度摊销(同时减值测试),抑或一次性处理。笔者认为,如果A股上市公司2018年之前的商誉减值会计处理被操纵了,有巨额的减值损失未被确认,那么,即使商誉减值改摊销也并不能排掉商誉这颗"雷",因为商誉摊销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减值测试和计提减值准备。当然,如果我国资本市场是有效的,2018年度财务报表中"爆炸"的商誉"雷"并不会成为资本市场的"雷"。笔者还分析指出,我国现行会计准则并不是采用权益结合法来处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而是采用"历史购买法"进行相关会计处理的。     

疫情下上市公司会计商誉思考——从瑞康医药会计商誉“爆雷”说起

本文从瑞康医药商誉"爆雷"事件的背景出发,基于我国商誉的发展现状,分析疫情对会计商誉估值造成的冲击。本文提出相关会计准则制定部门在疫情期间,不要将盈利能力下降作为商誉减值的唯一依据,以期为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平稳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商誉后续计量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并购业务激增,高溢价并购形成了大量的商誉,A股市场隐藏着巨大的因商誉减值导致的企业亏损、业绩下滑的风险。为强化对商誉减值的会计监管,证监会发布了商誉减值的风险提示。回顾我国现有商誉及减值的有关准则及其实际执行情况,审视国际上主要准则制定机构对商誉及后续计量的规范过程。本文建议从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流程入手,防范高溢价并购的发生;通过制定和完善商誉会计准则及相关指导文件,规范商誉后续计量行为,实现规范商誉及减值业务的处理、化解企业风险的目的。     

高额商誉的形成与管控

我国正处于企业并购热潮中,并购已然成为企业实现快速外延式发展、增强自身实力的一条"捷径",高溢价并购越来越普遍,其所确认的高额商誉势必会面临日后巨大的商誉减值风险,企业随时面临商誉减值导致当期利润亏损的压力。高额商誉的背后是互联网时代"轻资产"公司的大量出现和上市公司操纵利润、平衡报表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在介绍商誉理论基础、确认及后续计量的基础上,运用多家上市公司的示例分析当下高额商誉产生的原因,探讨管控高额商誉与利润操纵的方法措施。     

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动机分析

研发信息披露质量直接影响了市场资源能否合理配置。文章基于促进研发信息披露质量的视角,以2007—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其披露研发信息的主要动机。结果显示:"反映重要事项"是上市公司披露研发信息最重要的动机,且在此动机下上市公司对定性、定量两种披露方式的选择较为均衡;"满足监管需要"也是上市公司披露研发信息的重要动机,受此动机影响,企业会披露更多的定量研发信息;"应对高关注度"和"彰显竞争优势"两类动机并非上市公司披露研发信息时主要考虑的因素;"降低融资成本"和"进行盈余操纵"并不是上市公司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动机。研究结果支持了监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对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的监管,对理解上市公司研发信息披露行为具有一定的借鉴。     

并购商誉、审计意见与债务融资成本

本文从债务契约有用性的角度出发,选取2016—2018年剔除金融保险业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商誉这项会计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商誉在资产中的占比和商誉减值程度都与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在商誉信息对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中,审计意见和公司信用发挥了调节作用。本文还结合手工收集的单笔银行借款数据,从银行债权人的角度分析商誉信息和银行借款利率的关系,发现商誉在资产中的比重与银行借款利率显著正相关。     

非首发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市场敏感性反应实证研究

以上市公司非首发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市场敏感性反应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来研究非首发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的市场敏感性反应。研究发现,其窗口期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都为负,非首发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引起负的市场敏感性反应;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市场敏感性反应和证券市场类别、上市公司的风险性、收益性、成长性有关系,但不显著。同时还发现保荐人变更信息披露前存在信息泄露,信息披露日前的平均累积超常收益率都为负,说明保荐人变更信息在信息披露前就有了不同程度的泄露,内幕消息让一些投资者提前做出了反应。     

农业上市公司税负与违规关系研究

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力度逐年增加,但农业类上市公司违规行为频发,对资本市场和国家农业政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2013—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违规情况分析发现,农业类上市公司违规情况最为严重,且呈逐年上升趋势,与我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效果大相径庭。随后以沪深A股农业上市公司2003—2016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农业类上市公司税负与违规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类上市公司税负与违规行为以及信息披露违规显著负相关;非国有企业税负与违规行为负相关效应比国有企业强,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研究结果对政府部门在制定农业企业补贴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曲美并购Ekornes的商誉变更原因分析——基于GM(1,1)模型

曲美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年报和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的因并购Ekornes ISA所产生的商誉相差23.38亿元,利用灰色预测模型对被并购方的盈利能力进行预测,分析该商誉变更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减少所得税费用的流出,调整并购对价中的主观成分,规避日后商誉大额减值给企业业绩带来的巨大冲击,减少监管者和市场的质疑是曲美变更商誉的主要原因。     

浅析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关联方交易广泛存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中,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的质量对企业、投资者以及国家都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一直是整个市场关注的热点。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存在缺乏完整性、避重就轻、信息不可靠、可比性差、形式重于实质等问题,严重影响到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因此通过加强会计准则建设、加大对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加强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培训、制定规范的定价策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并加大审计力度,从而规范上市公司关联方交易信息披露,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论商誉与企业价值

随着企业并购等交易活动的日益频繁,以及新企业会计准则的发布实施,越来越多的企业在财务报表中披露商誉信息。商誉是一项没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能够为企业带来额外收益,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从而提升企业价值,以及引起企业股票价格的波动。为了研究合并商誉与企业价值的相关性,本文以我国A股披露商誉信息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获取数据,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分别研究合并商誉与会计盈利能力以及股票市场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商誉与会计盈利能力以及股票价值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法律责任的弱化治理

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各个市场参与主体的决策行为,同时也会影响到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转。通过对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所涉及相关法律责任主体的分析及现有法律监管体制的国内外对比,并剖析上市公司虚假会计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弱化的现状、成因及后果,明确了只有改进现行财务报告制度、清晰界定各主体会计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对违规行为加大处罚力度、积极引导上市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才能有效治理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披露中存在的法律问题并提升披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