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企业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本文研究了避税与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并且考察了高管薪酬对避税与过度投资的关系影响。企业的避税行为往往会加大信息不对称和代理冲突。而高管薪酬有助于缓解代理冲突,降低信息不对称。本文采用2007-2014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发现:企业避税行为会加大过度投资;高管薪酬的提高有助于缓解避税带来的过度投资。     

公允价值计量对高管薪酬有影响吗?——以中金岭南为例

薪酬契约是公司治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已有研究大都集中在高管薪酬对企业整体业绩敏感性方面,而对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却鲜有研究。文章以2007年新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为背景,以中金岭南为例来研究检验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性质业绩之间的关系。通过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要小于对正常营业利润的敏感性,且高管薪酬对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敏感性存在粘性,这说明上市公司对高管薪酬的考核存在"重奖轻罚"现象,因此建议上市公司改进现有薪酬契约,建立综合业绩考核指标,增加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与高管薪酬的敏感性,以此避免管理层的过度投资行为。     

高管薪酬粘性特征对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以中国国航为例

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2006—2011年从事航油套期保值业务的交易规模、盈亏状况以及该公司高管薪酬变化特征,考察了该公司高管薪酬与净利润、营业利润以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间的关系。基于公允价值在企业会计准则中被广泛应用的制度背景,将公司业绩分为营业业绩和风险业绩,并比较分析高管薪酬与不同风险业绩的粘性程度,以期从高管薪酬机制中关于对高管投资行为规定的特点找到对管理层投资行为的直接解释。     

高管薪酬契约、风险控制与企业绩效——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分析

基于代理理论和制度理论的视角,运用2008—2013年中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对风险控制、企业绩效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性质的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具有显著差异;企业绩效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已经建立起基于业绩的高管薪酬制度;风险控制对高管薪酬有正向影响,中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风险成本调整后的绩效相适应。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

文章以2008年至2011年274家国有上市公司为观测样本,研究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的影响。以高管货币薪酬在高管货币性薪酬与权益性薪酬两者中的比重作为薪酬激励水平,进而探讨两者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上市公司存在费用粘性,而且高管薪酬激励水平对费用粘性产生负向影响。     

高管薪酬激励机制研究——从创业板角度

高管薪酬对企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我国创业板开始于2009年,至今已经快20年了。如何保障创业板上市公司稳定、长久发展,一直是备受关注的。创业板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发展的作用也是目前理论界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的研究目标锁定为创业板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将可能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综合,找出最优薪酬激励机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     

高管薪酬、关联交易和企业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创业板上市公司

委托代理理论是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重要起点,而薪酬契约又是委托代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高管薪酬的研究则一直是公司治理的热点。关联交易是上市公司重要而且普遍的经济活动,对企业发展影响深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企业资源来降低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大股东通过较低的交易价格或者交易信息的不对称形成非公允关联交易,从而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或者达到自身掏空企业的目的。高管薪酬和关联交易是如何同时影响企业价值的,高管薪酬和关联交易之间又是什么样的关系。本文就10年到15年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相关研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薪酬和关联交易成负相关关系,关联交易和企业价值成负相关关系,而高管薪酬和企业价值成正相关关系。最后根据回归结果,分析问题并得出结论。     

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

选取沪、深A股46家农业上市公司2007—2013年的相关数据作为样本,实证研究了股权结构、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公司规模、两职兼任等变量的基础上,公司业绩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而股权制衡度高则会相应降低上市公司高管的薪酬。此外,农业上市公司的性质对高管薪酬也有一定影响,国有性质公司比非国有公司高管薪酬所受影响更大。     

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与企业绩效

以第二类代理问题引发的代理冲突为视角,将高管薪酬激励、第二类代理成本以及企业绩效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下,运用2010—2015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来实证检验高管薪酬激励对企业绩效与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及第二类代理成本是否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间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薪酬激励对于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提高作用;高管薪酬激励对第二类代理成本有显著治理作用,能够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第二类代理成本;第二类代理成本在高管薪酬激励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     

薪酬管制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及与员工薪酬差距影响研究

以2006—2013年国有控股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分析我国出台高管薪酬管制政策后,对国有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以及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发现:薪酬管制政策对国有银行高管"限薪"效应不显著,但对高管薪酬结构和发放机制产生了影响。(2)国有银行高管薪酬远低于民营银行。(3)高管与员工薪酬绝对差距依然较大,薪酬管制没有达到预期政策效果;两者之间相对差距在薪酬管制政策后逐渐缩小。     

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

高级管理人员是内部控制制度的直接推行者和负责人,如果其出于自身利益主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无疑对内部控制制度在企业的推行将会十分有益。本文从薪酬激励的角度,实证分析了高级管理人员推动完善内部控制体系的"动机"。结论显示: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的业绩敏感性存在负显著相关关系。同时还发现,国有企业中内部控制重大缺陷与高管薪酬业绩敏感的关系没有非国有企业显著。     

高管薪酬对企业年度业绩预告的影响

高管的薪酬水平影响着企业年度业绩预告的披露。通过对业绩预告的精准性、精确性分析来判断业绩预告的质量,通过对高管披露预告信息的及时性及倾向性分析来判断他们的选择倾向。由实证结果可以发现,高管薪酬水平影响着业绩预告的披露。虽然高管薪酬与业绩预告的质量却无显著关系,但当企业高管的薪酬越高时,他们选择披露的业绩预告则越及时,同时也会选择披露更谨慎的预告信息。由此我们发现,企业年度业绩预告与高管薪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研究企业高管薪酬对年度业绩预告的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高管薪酬、企业绩效激励效应与政府限薪令影响——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的实证研究

高管薪酬不仅包括货币薪酬,还包括高管持股与在职消费。本文以2007年以前上市的133家A股国有控股公司为研究对象,选择2007-2014年年报相关变量数据为研究样本,分别检验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激励效应、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和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的差异以及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在"限薪令"政策颁布前后的差异。研究发现:国有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持股有不显著正激励效应,高管在职消费有不显著负激励效应;中央控股公司高管货币薪酬对企业绩效的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地方控股公司,地方控股公司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的负激励效应显著更高;"限薪令"颁布后高管货币薪酬正激励效应显著高于"限薪令"颁布前,"限薪令"颁布后高管在职消费对企业绩效为不显著的正向激励。     

管理权力、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基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2年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等方法基于管理权力的视角实证分析了公司业绩、管理权力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中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显著正相关,同时,管理权力越大,高管薪酬越高,而薪酬业绩敏感性则越低。说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正逐步建立起基于公司业绩的薪酬制度,但是高管人员会利用其职权影响薪酬契约以牟取自身利益。     

对建筑企业合理避税的探讨

随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税务种类的不断增多和不断细分化,各种避税手段和避税方式也在不断地变化.建筑企业合理避税处理技巧是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各个企业单位研讨的重点.避税是各个企业和单位在工作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避税不等于逃税,是一种合法的规避税收手段.文章就当前社会发展过程中建筑企业合理避税的措施和手段进行分析与总结...     

浅析企业合理避税的方法

在当前经济放缓的形势下,合理避税越来越被企业所重视,本文在法律充许的范围内对合理避税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问题初探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的讨论很多。本文以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先对高管薪酬的概念进行解析,然后分析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提出相关建议。     

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差距研究——基于核心高管变更的视角

运用2005—201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基于核心高管变更视角分析管理层权力与高管团队薪酬差距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相对于核心高管未发生变更的公司来说,发生核心高管变更公司的管理层权力较小;核心高管发生变更的企业,管理层权力与高管薪酬差距显著负相关或者不相关;核心高管变更会降低管理层权力—高管薪酬差距的敏感性。     

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研究

由于家族企业内部权力的集中性,使得家族企业高管薪酬的分配更容易有失公平。本文针对家族企业特性,研究了家族企业所有权控制权结构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并构建回归模型,得出家族企业所有权集中度和控制权集中度与高管薪酬存在负相关关系,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对高管薪酬有提高作用,金字塔持股方式会放大加强家族控制权的结论。     

高管薪酬限制、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中国制造业数据的实证检验与分析

本文从管理者权利理论出发,以沪市A股制造业企业2006—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对超额薪酬和企业绩效在不同性质企业中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高管薪酬限制对其的影响。结果显示:超额薪酬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区分所有权性质后发现,超额薪酬的负面作用仅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存在,在国有控股企业中超额薪酬能起到积极的激励作用,有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在引入高管薪酬限制政策后发现,"限薪令"颁布后,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水平显著下降且其对企业绩效的积极作用得到进一步强化;非国有企业的超额薪酬与企业绩效之间负向关系转变为正相关,缓解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上述结论表明,在国有企业薪酬激励机制改革中,要正确对待和认识企业的超额薪酬制度,防止"一刀切",但在非国有企业中要重视超额薪酬所带来的代理问题。此外,"限薪令"作为一种政府干预企业薪酬改革的方式,弥补了公司治理机制的缺陷,在薪酬激励机制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