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港通能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吗

本文以2015～2017年度沪深A股为研究对象,验证沪港通政策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港通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分组来看,大股东处于绝对控制地位,将会削弱沪港通对盈余管理的监督效应,相对于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言,沪股通实施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盈余管理效果更明显。     

沪深300股指期现市场多阶段波动溢出效应研究——基于非对称BEKK-GARCH模型

本文选取2010年5月—2019年6月的五分钟高频收盘数据,分阶段地考察了沪深300股指期货市场和现货市场的波动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沪深300股指期货和股票现货在深度贴水前和深度贴水后均存在显著的双向波动溢出效应;在深度贴水期,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最小,且期货市场的历史波动对现货市场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在不同阶段内,股票现货总是主导着市场间的波动溢出效应和非对称溢出效应。同时,由于市场对负面信息敏感度的提升,负面信息的非对称溢出效应逐渐增强。     

A股、H股市场协整关系和引导关系实证研究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以上证A股指数和香港恒生国企指数的日收盘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协整关系检验分析我国A股、H股市场之间的协整关系,结果发现两个市场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然后利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A股、H股市场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表现为A股市场显著引导H股市场。最后,运用方差分解分析方法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上述结论。     

融资融券保证金调整对股市波动的影响研究——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

本文以2015—2016年沪深300指数的股市收益率数据为样本,采用精确断点回归设计,评估证交所官方首次调整融资融券保证金对股市波动产生的影响。断点回归结果表明,在股市剧烈波动时期,提高融资融券保证金能够有效抑制股市波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我国股票市场中小投资者占比较高且投机性较强,如果监管部门提高保证金比例,个人投资者会因其自身财富限制被迫退出市场。断点处流动性没有发生明显变动,表明保证金逆周期调节主要是基于投机效应。此外,我国市场融资融券交易比例严重失衡也增加了股市波动的风险。为维护股票市场稳定,本文从加强市场层面监管、调整融资融券交易比例、完善信息披露机制、健全保证金监管制度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沪港通”背景下中国双重上市公司市场反应研究

沪港通的开通,促进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尽管沪港通的开通加强了两地股票市场的互联互通,但双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差异反而扩大了。以中国双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沪港通开通对两地证券市场产生的影响。将沪港通与股权分置改革相对比,结果发现,首先,股权分置改革对双重上市公司的A股产生了显著的影响,H股股票市场的反应相对平稳。其次,沪港通的正式批复和实施,对A股股票市场的影响有限,市场反应较为平稳,对H股股票市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事件日H股股票市场的反应十分强烈。     

我国工业生产总值与上证指数关联的可能性研究

本文在回顾了相关的基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运用工业生产总值数据与上证指数之间的相关关系的解释,结合运用Eviews软件对假设的模型进行了回归分析,并通过检验试图证明两者间的相关性关系。在上述的研究基础之上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方法探明工业生产总值数据与上证指数间的内在联系。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生产总值相关数据与上证指数之间为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宏观经济数据也是驱使我国上证指数变动的因素之一。经数据分析得出结论:工业生产总值增速变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我国上证指数的变动。而上证指数也体现了我国的宏观经济现状。通过所得出的结论本文也给投资者投资给出了相应策略与建议。     

我国燃料油期货与现货市场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借助VECM、带误差修正项的双变量TGARCH模型以及DCC模型,对我国燃料油期货和现货市场间的价格发现和波动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燃料油期货和现货价格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和双向引导关系,期货在价格发现中起主导作用;期货市场不存在显著的杠杆效应,现货市场存在明显的负向非对称效应;两个市场间仅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表现为现货市场向期货市场正向溢出;误差修正项对两个市场的波动具有很好的解释能力,可以更加准确地刻画两个市场的波动性;DCC模型表明信息在两个市场间是流动的,两市的整合程度较高,但两市的相关系数还不是很高。     

国际油价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

基于2004年1月—2016年9月的月度数据,利用VAR模型分析和研究国际油价的波动对于我国股票市场的长短期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国际油价的变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短期内,油价的变动主要对我国的股指收益率产生了反向的影响,但对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的影响并不规律。随着时间的变长,油价波动的冲击效应慢慢减弱。     

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加剧了我国股市波动风险吗?——来自2006年至2016年期间沪深股市的证据

本文选取2006—2016年沪深股市数据,对全样本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对股市波动风险的整体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通过全样本的区间划分,进一步对分样本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对股市波动的局部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以此为依据,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出于基金业绩排名动机,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趋同性已成为常态。在"羊群效应"作用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的趋同性会显著加剧股市波动。在上涨或下跌的单边环境下,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力度远大于震荡环境下的影响力度。相对于上涨环境而言,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在下跌环境下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股市下跌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会进一步助推股市波动。在上涨环境下,引入场外配资等利好举措会放大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对股市波动的影响力度;在下跌环境下,引入政府救市等利好举措会有效对冲基金投资风格漂移对股市波动风险的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投资者情绪与中国股市波动

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与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密切相关。本文以2010年1月至2018年6月为样本期,基于投资者情绪视角,采用逐步回归法探究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全样本时期存在显著的投资者情绪部分中介效应,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显著抑制投资者情绪,进而减弱股市波动。但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2010年1月至2015年5月股市整体上行期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波动无显著直接影响,仅存在投资者情绪的间接效应;而2015年6月至2018年6月市场整体下行期间,存在投资者情绪的部分中介效应,且中介效应仅来自个人投资者。相较于机构投资者,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容易通过散户情绪对股市造成冲击。政府部门应重视经济政策制定出台的市场情绪面传导,及时披露相关紧急经济政策,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