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的和谐内核探析

从政治、经济、文化3个方面分析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和谐”内核。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政治理论的和谐内核蕴含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关系、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人民的自由权利等的论述中;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经济理论的和谐内核蕴含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新民主主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等的论述中;新民主义社会论文化理论的和谐内核蕴含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一种民族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等的论述中。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点哲学思考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著名的著作中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时，曾经说过：“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运用毛泽东同志这一观点，比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可以认为：中国特色的形式和社会主义的内容相结合，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建设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     

浅析三民主义思想的价值内涵及其历史地位

近代中国民族生存危机的催逼和西方制度文明的东渐是三民主义思想产生的直接动源。民族主义以反对民族压迫,争取国家独立为主要内容;民权主义追求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建立民主宪政政体;民生主义的要义在于用“平均地权”的办法实现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目的。尽管三民主义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是一个沟通历史与未来、连接传统和现代的契合点,三民主义思想在近代中国民主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毛泽东的文化观及其对高校文化建设的启示

毛泽东的文化观伴随其整个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而形成。毛泽东揭示出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辩证关系,即文化既反映所处社会经济与政治,同时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民族化、科学化与大众化是新文化发展的方向。毛泽东的文化观对高校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论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与现代理性爱国主义

理性爱国主义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爱国主义。它的根本特征是以理性精神来规范和控制爱国主义情感,使之不致走入极端,从而演化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因此,寻求爱国主义的理性支点将决定着现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基本走向,也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性过渡的关键问题。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资源中本身就具备许多理性精神,像“忧患意识”以及以个人道德修养沟通社会责任、历史使命等;而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上看,它既是文化包容的结果,本身也就具有文化包容性的特点。挖掘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理性精神,并加以现代性转换无疑将使现代中国的理性爱国主义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     

毛泽东和梁漱溟的文化观之比较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的历史过程中，以梁漱溟为开山祖师和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学派、以毛泽东为集大成者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派和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是三种影响最大的流派。梁漱溟的文化观是一种绝对整体主义文化观，本质上是一种主观文化论和文化决定论。毛泽东的文化观则克服了主观文化论和文化决定论的错误，科学地解决了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的关系，奠定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方向和基本原则。     

论潘光旦教育思想中的民族主义

潘光旦的教育思想饱含民族主义的关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对近代教育的批评,对独具特色的乡土教育的关怀,构成了潘光旦教育思想中民族主义的特点。潘光旦的民族主义主要体现在对于民族成员本身素质的改良之上,他是理性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     

文化转型背景下的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发生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其发生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地域文化和中西文化冲突背景。义和团运动的“仇教”、“反洋”意识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能抗拒和抵制;反映了小生产者对中国传统生产方式留恋和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恐惧的文化心理;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当时反对一切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反动思想文化。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使先进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有了更理性的思考,同时也导致了二千多年传统文化所构建的民族心理防线的解体。     

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现代性表达

文化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应该是恒常的,政治意义上的爱国主义是历史的具体的．任何爱国主义都诉诸民族或国家利益,任何社会政治力量都强调维护民族利益而激发民族情绪或爱国主义情绪．在传统向现代转换进程中,近代中国的爱国主义与传统爱国主义发生断裂并得以现代性重塑,其表达方式呈现出反抗与建构两重属性,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步展开并同步建构．     

毛泽东民族文化观的形成

毛泽东同志民族文化观的形成经历了探索、萌芽、发展和成熟几个时期.毛泽东在对中国文化的探索和重塑过程中,注意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主张文化的重塑应同革命理论的建设相结合.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本位文化”派再论

通过分析“本位文化”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和思想渊源及其对待东西方文化之关系、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立场和态度,认为“本位文化”派关于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虽有明显的保守倾向,但是出于反对当时的“西化”论调,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时期中国知识精英阶层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忧患意识。他们强调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在固守民族本位的前提下审慎地承续和变革传统、建设中国的新文化,这在今天仍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试析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因

毛泽东提前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的不成熟,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主要任务、主要矛盾、转变的时间和条件及如何对待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等关键理论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前后不一致性,致使毛泽东过早放弃了新民主主义建设.     

梁漱溟文化哲学评价——现代性与保守性兼备

梁漱溟文化哲学是一种现代性与保守性兼备的体系。从梁漱溟赞同并参与新文化运动,肯认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批判东西调和的文化观,认真检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他以敏锐的心灵发现新文化运动中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存在的问题,可以说他的文化哲学具有现代性和进步性。但是由于他所持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使他的文化观具有保守性并成为保守派所欢迎的学说。     

本土化语境中的对话思维——毛泽东文艺民族化理论的精华

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理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从本土化的对话思维角度来看,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理论的精华,大致表现为四种对话关系:创造主体与接受主体的对话关系;创造主体与创造对象的对话关系;文艺传统与现代审美的对话关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对话关系.然而,从今天的全球化的对话思维看,毛泽东的文艺民族化理论有待发展.     

论近代中国“组织化”语境下的政党组建热潮

“组织化”是近代中国陷于深重民族危机的背景下出现的一种话语体系,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路径思考.由组织化而结成政党,成为当时人们学习西方、拯救国家和民族的必然选择.基于这种语境,近代中国掀起了一股政党组建的热潮.中国近、现代的政治实践表明,来自西方的多党体制并不适合中国的土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的建设目标,必须建立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21世纪高校民族精神教育的导向性研究

民族精神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民族精神的承继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民族的命脉,创新则是一个有着光明前途民族的灵魂。21世纪高校民族精神教育的正确导向直接决定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恰当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中国能否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有限性,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及“和谐世界”理念的关键性因素。要在理性自信和创新转型中找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正确引导方向。     

民族民间手工艺在艺术设计教育中的价值解析

中国的艺术设计教育从近代开始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又引进了包豪斯的现代设计教育方式,这是时代的进步但不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现代设计教育如何体现中国特色、展现民族文化、实现中西合璧,高校设计教育工作者进行了积极反思和探索。云南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将民族民间手工艺应用其中,将民族元素融入西方现代设计,体现了民族化价值,克服了设计同质化,走出了一条艺术设计的特色教育之路。     

试论“翻译”对中日近代民族国家话语建构的影响

中日两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与两国不同的政治体制、社会环境、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有关。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对西洋文献的“翻译”活动,在导致日本传统文体崩溃的同时,经由“言文一致”运动形成全新“国语”,对日本近代民族国家建构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相较之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晚清翻译”活动,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明治翻译”的影响,却表现出了与近代日本不同的西方价值接受方式和不同的东方文明处理思维。     

觉醒与型塑：梁启超的时空观略论

在“进化”代言进步的观念影响下,对时间和空间的思考成为晚清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议题。进化论视角下的直线时间观所蕴含的过去／未来和落后／进步之间的对应关系成为近代中国知识界产生“传统／现代”、“中国／西方”之二分法的理论根基。当梁启超等晚清知识分子把对中国独立富强的希望寄托在直线的那头——未来和西方——时,这一诉求显露了其将自身和中国纳入现代性的时间和空间叙事中的渴望,而其进化／进步的历史叙事方式因对普通民众具有“唤醒”的功能,从而在另一个纬度彰显出其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程度上的现代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