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个别化视角下的社区矫正制度

近20年来,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得到了很快的推广和发展。刑罚个别化原则体现在我国刑事司法的全过程。社区矫正制度与惩罚个性化相辅相成。对人身危险性、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人采取社区矫正本身就是刑罚个别化的体现;为了更好地实现社区矫正的目的,中国应该借鉴具有完整制度体系的国家的先进经验,改善社区矫正制度。应当在社区矫正的过程中进一步贯彻落实刑罚个别化理念:根据不同犯罪者的犯罪原因、动机、教育程度和家庭环境,采取不同的矫正措施,为其提供个性化和针对性的服务和帮助。由此,对犯罪分子的矫正就实现了,并达到了使其能够重返社会,降低累犯率的目的。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方式,蕴涵着刑罚的惩罚性和恢复性双重价值。虽社区矫正有利于罪犯更快的回归社会,给国家、社会、家庭及个人等不同层面上带来积极作用。但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难免会"水土不服"。在执行实施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了一些"症状",如社会公众普遍认知不高、执行主体机关责任不明晰、社区及社会公益组织参与度不高等。在一定程度上使社区矫正作用打了折扣,削弱了其功能。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本文试着从社区矫正制度与实施执行等方面加以分析,力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完善研究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利用社会力量,如社会团体等,共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触犯刑法的人在社区实行一定的管制,对矫正对象进行改造和教育,使其平稳融入社会的活动。社区矫正应当兼顾刑罚执行和社会工作属性,主要是为了使犯罪人再社会化的个别预防目的且兼顾一般预防的刑罚执行制度,属于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的范畴,与此同时检察监督工作也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从实务方面来讲,社区矫正的检察监督虽然开展的时日较短,但仍显现出第三方监督的优越性和积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还不十分健全的社区矫正制度和执行缺陷。     

社区矫正规章制度研究

社区矫正并不是我国本土化的刑罚执行措施,而是19世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我国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构建和推行社区矫正制度,是刑罚谦抑性和人道主义观念盛行的必然结果,我国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标志着法制的文明和进步。社区矫正工作的积极开展,有利于预防减少重新犯罪,节约国家行刑资源,同时有利于改革刑罚制度,维护社会秩序,从而构建和谐社会。     

校政合作服务社区矫正的实证研究——以南通开放大学与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合作为例

社区矫正是一种新的刑罚执行方式,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前后的欧美国家,现在世界许多国家都广泛使用这种方式。如今,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是提升司法文明水平的趋势和要求,也是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其非法监禁刑罚执行的性质和行刑社会化特征,决定了社区矫正的主体除了需要专职执法、管理人员和专职社会工作者,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社会志愿者的加入和支持。2016年5月,南通开放大学与南通市崇川区司法局校政合作,成立了阳光教育学院,双方共同探索创新,积极构建与社区矫正教学研究相结合的体系。阳光教育学院的成立,标志着高校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的良好开端。     

论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与防范

社区矫正工作是我国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新型刑罚执行方式和矫正罪犯的方法,由于其受到立法滞后、矫正机构不清晰、队伍建设时间不长、社会力量支持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存在一定风险。认识和分析社区矫正工作的风险情况及其环节,是防范社区矫正工作风险的前提,也是推进社区矫正有序发展的必要条件。要做好社区矫正工作风险的防范,必须深化认识、风险预警,规范程序、明确职责,强化监督、健全机制。     

论社区矫正公正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对立统一

社区矫正作为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其价值必须符合刑罚的价值,实现惩罚犯罪、预防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刑罚目标,因而公正价值是其首要的价值标准,同时也应当注重刑罚的功利价值,以最小量的刑罚投入追求刑罚效益最大化,社区矫正既追求公正价值的实现,也要求符合功利价值,在执行过程中,应当有效协调,实现公正价值与功利价值的平衡。     

论当前我国社区矫正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G省Y市社区矫正试点情况为对象的分析

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经过十几年的试点,该项制度逐渐成熟,立法活动亦已提上日程。通过对G省Y市社区矫正试点情况的具体调研,总结存在的认同不足、人员配置失当、经费不足、协调不力等问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征求意见稿)》,对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立法完善进行分析,并对实践中的问题提出对策。     

长沙开福区社区矫正工作发展探究

社区矫正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罪犯在社区中执行刑罚。本文就长沙开福区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分析。     

从业禁止的性质--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规定了从业禁止的处罚制度,本来从业禁止是存在于保安处分制度国家中的一项安保措施,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未规定保安处分制度,导致从业禁止的归属成为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刑罚制度下的从业禁止具有双重属性,其一,假释阶段的从业禁止是社区矫正制度的一项措施;其二,其他主刑执行完毕后的从业禁止则属于保安处分。     

社区矫正工作人员警察身份问题探讨

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第34条"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但是,在社区矫正工作过程中,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因不具有警察身份而缺乏执法权;或者临时抽调的监狱、劳教、公安干警又不存在隶属关系,虽具有执法权但稳定性难以得到保障。     

论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开放式刑罚执行

社区矫正工作目前在我国还处于起步、摸索阶段,很多理论上的研究还不够明确、清晰,特别是对社区矫正工作性质的认定,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定论,而社区矫正工作已经在摸索中开展了十多年,急需理论上的指导和定位,如果不能尽早明确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不利于很好地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本文综合诸多学者关于社区矫正工作性质的观点,提出自己的观点:社区矫正工作的性质:开放式刑罚执行。     

多中心视角下的社区矫正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当前社会管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施行的一种非监禁的刑罚制度。当前社区矫正制度已经应用了很长的时间,但是在我国农村中社区矫正制度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文将从多中心视角对我国甘肃省农村社区矫正进行分析。     

大数据视野下智慧社区矫正体系的构建

健全社区矫正制度是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把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社区矫正制度有机结合,解决传统社区矫正方式存在的脱管、漏管等弊端,提高社区矫正的效果是当前司法改革需要解决一个现实问题。智慧社区矫正体系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构建"互联互通、信息共享、业务协同、实时监控和资源整合"的智慧社区矫正体系,从而提高社区矫正的效率和矫正质量。     

完善社区矫正监督对策探究

完善社区矫正监督,主要在于强化监督的强制性与及时性,以及明确矫正监督中各机关的协调、跨地域的联系。随着社区矫正的发展和适用的扩大,对其监督也应发展壮大。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机构,统一行使社区矫正监督权势在必行。     

社区矫正制度之司法社工队伍建设

社区矫正,这种非监禁行刑方式有着独特人性化与社会化特征,在社会力量的介入下,社区矫正工作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可以说社区矫正的实际开展效果与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方式、参与程度有着密切关系。文章就对社区矫正制度之司法社工队建设进行分析,为社区矫正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良好保障。     

社区矫正检察监督的思考——以E市为参考

社区矫正检察业务是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重要模块之一,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逐步推进,检察机关内设机构改革日趋合理化、科学化,检察机关在社区矫正中的监督作用也愈发凸显。但是,笔者在日常社区矫正检察工作中,仍然发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关系社区矫正工作的自身发展,也关涉社区矫正人员回归社会的认同感,更关乎检察机关依法高效监督,提升监督刚性的问题。本文旨在以E市社区矫正面临的问题和困境,寻找社区矫正检察工作的新思路,改善当前现状。     

省思与开新:教育矫正罪犯社会化之社区矫正的检视与完善——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实践为样本

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时下中国的一次"新的伟大长征"。~([1])在这一理念指引下,《刑法修正案(八)》和新《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从法律层面对"社区矫正"进行了崭新的规定。社区矫正制度虽非我国首创,但在刑罚领域仍属一重大革新之举。由于缺乏专门的社区矫正法律,全国各地设计和创新不免显得随意和杂乱,在运行中也出现了林林总总的问题,如何完善社区矫正制度是一个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浅析欠发达地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问题--以周宁县开展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为例

社区矫正属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检察机关依法负有法律监督的职责。针对欠发达地区特殊社会经济环境所引发的社区矫正监督难问题,根本在于完善立法,完善监督内容是关键,优化队伍建设是保障,结合拓展职能、加强宣传,以此确保社区矫正检察监督工作能更好地发挥法制保障作用。     

社区矫正的经济学分析——基于成本—效益理论

社区矫正,是一种由国家以刑罚执行方式而提供的公共物品。它相对监禁矫正而言,具有节省行刑资源及提高改造效率的优势。中国从引进到具体实施已有10个年头,期间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仍存在一些问题。所以,本文基于对中国社区矫正实施现状的成本——效益分析,希望提出一个更优化的社区矫正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