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基层空间治理的创新实践——责任规划师制度与社区规划行动策略

伴随我国快速城镇化进程和社会空间转型,城市基层空间治理面临着复杂挑战,亟待从制度和行动等维度进行整合探索.近年来,以北京等特大城市为代表,我国社区规划逐步从"活动组织模式"转向"制度引领模式",体现为通过社区规划师的制度创新推动系统的、全域的社区规划行动,进而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和场所品质提升.本文以北京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建设和社区规划实践为主要研究对象,采用"结构—行动"互动视角,总结了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发展历程、主要特征和实施路径.研究发现:从结构视角看,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以整体性治理机制推进基层空间治理创新,呈现出政府主导制度化、政策支持系统化和嵌入形式多元化等特征;从行动视角看,责任规划师团队依托制度授权的权力资本和信任资本,聚焦社区公共领域发展,秉持人本关怀理念,在行政、社会和生活三大场域中开展了灵活多样的社区规划行动策略,在搭建跨域沟通平台,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共识,提升社区社会资本和空间价值等方面取得了较显著成果.文末针对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推行中的主要问题提出改进建议,包括进一步明确团队的身份定位和责权范畴,提升团队社会协调和参与动员的工作职能,以及完善学科交叉和层级延伸的团队架构.     

面向精细化治理的制度建构与行动探索：深圳责任规划师的认知与思考

随着空间治理向精细化治理转型,城市面临的空间治理问题越发复杂,亟需创新治理机制和方法路径,责任规划师制度则是城市推进空间治理精细化和塑造高品质空间的重要创举。责任规划师制度探索除了需要顶层制度设计支撑,更应结合基层行动策略,系统提升空间治理的精细化水平。文章以深圳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研究对象,总结其演进历程,并从“制度—行为”互动关系视角出发,在制度设计层面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多元工作模式、存量技术平台与政策支撑体系;在行为策略层面分析责任规划师推动空间体系重构、营造人本宜居环境和关注公众参与机制等系列实践行动。最后,文章针对当前责任规划师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优化策略,以期能为我国城市空间治理制度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提升提供借鉴。     

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的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思考

扎根社区、作为规划落地实施基层保障的责任规划师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他们大多以一个多专业协同团队或者个人的组织形式,在提高责任片区或社区规划设计水平、指导规划实施、推进公众参与方面逐渐发挥重要作用。近期,北京又以地方立法的形式明确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为责任规划师进一步推广奠定了基础。本文试图以国内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案例入手,分析和总结当前责任规划师制度面临的一些挑战,提出完善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设计的一些思考。     

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探索及治理视角的优化建议

进入存量发展时期,社区规划对于推动特大城市社区治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选取国内外社区规划体系相对完善的特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社区治理流程中复杂多元的利益主体即政府、社会和市场在该过程中的角色与功能,尝试总结社区规划师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对治理内容和沟通协商环节的重要作用.其次,本文概述了不断在自适应探索中趋于完善的上海社区规划师制度:通过对比上海市中心六区的地方社区治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归纳了上海社区规划师在工作内容、规划师角色、工作机制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共通的整体特征,并阐述了更新实施过程中规划师的能动性、多部门多主体的复杂性等局限.针对以上整体特征和局限,本文结合上海4个代表性社区治理实践案例总结了可资借鉴的有益方法.最后,基于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的治理手段,分析上海参与式社区规划制度特色与发展导向,为上海社区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规划师制度的优化提供建议.     

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体系融合建构的路径研究

社区规划是城镇化浪潮下社区快速变迁的新兴事物,开展社区规划对于营造社区公共性和人文精神、培养居民自治能力,乃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有着重要作用。但我国过去关于社区规划的研究较为缺乏,对于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体系建构之间的关系少有涉及。基于此,从社区规划的新理念出发,论证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分别从空间营造创构社会治理体系、参与式社区规划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两个层面,以及重塑社区文化、构建社区规划师制度、协商规划平台实现社区规划创新等方面提出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期形成社区规划与社会治理体系融合建构的局面。     

社区治理解析框架及其规划路径——基于“制度-生活”分析范式

后疫情时代,常态化与创新工作的叠加、 “秩序与活力”的平衡对基层治理与社区规划提出了巨大考验.面对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理论与规划路径相互背离的困境,本文立足于中微观层面,运用“制度-生活”分析范式,梳理了我国城市社区经历的“管制-管理-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并建立起“制度-生活”视野下社区治理的解析框架,指出在基层社区中,制度与生活的互动推动了社区中权力的再生产.只有建立起两者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实现多元参与、找到通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和方法.具体而言,制度应该顺应日常生活的行动逻辑,主动寻求合作;生活主体应通过合理扩大张力空间,推动制度的变迁.基于此,认为社区规划作为导向品质空间的社区治理工具,应当与社区治理的微观机制相结合:首先,在不同介入模式及工作阶段中,社区规划师的角色应当在制度主体、生活主体和第三方之间灵活转换;其次,社区规划路径应当围绕重构社区公共领域展开,通过搭建不同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平台,促进异质群体的共识形成;最后,社区规划应当依靠“社会逻辑+商业逻辑”建立起社区活力的良性机制,使生活主体从旁观、享受到参与、行动.     

社区规划的制度基础及社区规划师角色探讨

经过十几年实践试点,我国社区规划尚未大规模展开并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但随着近年来规划实施中来自基层的声音逐渐增大,社区自下而上的基础逐渐强化。为了应对这一制度变革下的规划发展趋势,深圳和成都等地开始推行社区规划师制度试点。研究着眼于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角色与社会制度的关系,借鉴国际国内经验,从介入形式的角度探讨我国社区规划及规划师的推进模式。     

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中的权力重构

随着国家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工作的持续深入,城乡规划近年来不断从传统的技术性工作转向更为广泛的治理行为,各地新近涌现的基层规划师制度便是这种变革趋势的重要表现。基层规划师作为一股新力量介入基层治理体系,在提升基层规划技术实力的同时,也推动着基层规划治理体系和权力的重构。基于此,文章以北京建立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为研究对象,从角色转换与增权理论维度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影响下的基层规划治理变革,为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增权理论及路径提供参照。     

从精英行动走向多元共治——北京责任规划师的制度建设与实践进展

在精细化治理导向下的存量规划时代,为弥合政府管理与社会自治、精英行动与公众需求之间的鸿沟,北京自2019年正式全面推行“责任规划师”制度,并将其作为强化街区更新和基层治理的重要举措。责任规划师由政府为各街道、乡镇聘任,以指导和促进以共建、共治、共享为目标的基层建设。本文在梳理国内外基层规划师实践做法的基础上,对比剖析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以来的行动机制与经验得失,探讨责任规划师的角色与工作模式转型,并针对责任规划师制度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优化建议,从而为我国其他城市和地区提供参考。     

困境与路径：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责任规划师制度研究

责任规划师制度是当前我国致力于推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文章在解析责任规划师制度的概念内涵及研究实践的基础上，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探讨责任规划师制度在扩散和落实过程中所面临的合法性及嵌入性困境。结果发现，在合法性维度，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观念—认知限定导致了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形式化和主体失位困境；在嵌入性维度，原有的制度场域限定、市场和社会机制的缺失以及职责范畴、考评机制不明等因素导致了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可持续难题及制度的负面强化效应。基于此，文章从强化制度的上下衔接、动员社会与市场多方力量、明晰各方职责范畴及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体系4个方面提出责任规划师制度的优化路径，为责任规划师制度的扩散和落实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