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学派的新生——谈后布罗代尔时代的勒高夫“新史学”

20世纪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出现分裂迹象而开始演变。部分学者逐渐摒弃布罗代尔强调的以"总体史"和"长时段"为主要特征的历史观和历史研究方法,转而将注意力重新回到传统的、分科明确的、具体的叙述史学上,其中勒高夫"新史学"无疑是对年鉴学派传统方法的解构和创新。这不是对年鉴学派史学传统的反叛,相反因为"新史学"的提出和发展,此后的年鉴学派实现了自我造血而迎来新生。     

“公共史学”研究方法在建筑领域的应用

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公共史学是新史学研究的重要方向,它的发展与兴盛不但激发了专业史学界自身的反思与改革,其本身还是一场社会运动,反映了历史研究与社会需求的联系日趋紧密。通过整理该新史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及其在建筑领域中的应用,可以发现公共史学对建筑史研究、城市史研究、遗产保护及城市设计都有借鉴与应用价值。期望从史学角度给建筑领域研究带来一些自下而上的启发。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分化与整合:以学派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界发生了重大变迁,社会史在这一时期复兴。经过近3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研究特色、学术传承、学术期刊等方面逐步出现了分化与整合的学派化趋势。"华南学派"深深扎根历史人类学之中,并开始跨区域研究;"华北学派"以北京、南开学术群体为代表,逐渐多元化,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且团队合作优势明显;"新社会史"派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逐步扩大在社会史学界的影响力。各学术团体及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使中国社会史研究不断分化与整合,这不仅推动着该研究领域不断细化、深化,也推动着该领域的重新定向。     

从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看“南京”、“南京话”问题

以日本汉语教育史为依据推断出南京官话的地位在清朝晚期才被北京话取代的说法,值得怀疑。这一说法主要是源于三个误解:首先,在江户时代,日本教的汉语(唐话)只有南京官话一种;其次,把江户时代所谓的"南京"当做现在所说的南京;第三,19世纪后期(清朝晚期),日本朝野的汉语教学几乎同时由南京话教育转变为北京话教育。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的材料来看,从江户时代一直到明治时代初期在教了"南京话"、"南京官话"之后日本汉语教学转换为北京话教育,是事实,但是并不能据此证实南京官话在清代占有标准地位,一直到清朝晚期才被北京音取代的说法是正确的。     

关于史学研究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浅谈

史学研究的过程不仅是一个对历史事实进行叙述的过程,更是一个对历史事实进行认识的过程,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史学研究必须注意的两个方面,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史学工作者对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内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由这两者引发的讨论也不断增加。通过对史学研究中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浅析,能够为史学研究提供一些思考与建议。     

欧立德教授与“新清史”研究——访哈佛大学副教务长欧立德教授

欧立德教授是美国"新清史"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他对清史研究以及新清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见解。欧立德认为,开展清史研究不应该将清代史与满族史割裂开来,要致力于两者的结合。他强调,"新清史"寻求的是打破有关清朝历史的线性历史叙事,承认并揭示历史的多样性和偶然性,把学术探讨延伸到族群认同、民族主义、边疆和帝制等与世界历史相关的领域,把满洲统治纳入到世界历史比较研究的视域中,把清代历史研究与世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     

从新史学到新建筑史——关于斯皮罗·科斯托夫的《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

20世纪中期后,后现代主义思潮逐渐兴起,在知识界掀起一次次波澜,并于1970年代前后在历史学领域得到积极响应,由此产生的新史学观和写作方法对建筑史的书写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以第一部挑战西方传统史学观的建筑史著作：斯皮罗·科斯托夫所著《一部建筑史：环境与仪式》为对象,结合1970年代以后国际上史学研究和写作的主要变化和趋势,分析该书的写作思想以及特色,特别是与新史学思想的关联性及其局限性,以期对我们如何借鉴、反思,并书写或挑选一部适合当下的建筑通史书籍有所启发。     

试论一种新闻史的研究范式

在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传播史等新闻史的写作范式中,基于社会史范式的社会生活史范式,逐渐受到研究学者的青睐。所谓"社会生活史"范式,就是不仅关注新闻业著名报纸报人,更关注新闻史上的普通群体,描述与新闻业互动的各个阶层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情态,展现出一条全景式动态式的新闻发展轨迹。从而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新闻业发展的前因后果及其反映的时代变迁。然而,这种范式依然有缺乏思想性、容易片面化、主线不清晰等不足。     

清代山水画家小像

正中国山水画历经宋、元、明时期,到了清代,从绘画图式到笔墨意趣,再到精神寄托,都更加臻熟,除了艺术功能以外,进一步融进社会功能,一时间流派纷争,大家纷呈。清朝初期,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时称"四王"。因画风接近,形成"四王"画派,当时以正统地位雄踞于画坛,甚至成为一个时期的艺术主流。"四王"同时也属文人画家,他们倡导南     

清代洞庭湖水上救助事业与社会成效研究——以岳州救生局为中心

本文主要对清代洞庭湖区水上救生事业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社会史学的考察,并以此为切入点,透视清代地方公益事业的社会成效,及政府威权与社会力量的相辅相成、此消彼长的动态演变的发展沿革。研究表明,在湖区救生事业中官府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财务整顿、治理贪腐与营私作弊等问题上,而同时论证了19世纪中国社会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所谓"自治";官办慈善组织与民办慈善组织具有很好的合作补充关系,在水上救助事业中是相互依存而发展的,后者同样重要;资源的有效整合是地方慈善事业长效有序发展的关键,这种慈善资源既包括了人、财、物这类物质性资源,也包含了管理运作等所必备的技术。社会历史学的实践证明,只有切实发挥政府的职能,官方与社会力量的通力合作,物质与技术的有效整合并将这三者揉入社会大慈善事业之中,才能保证整个慈善事业的有效持续发展。     

城市解读--试论城市意象的模糊性及对策

文章就现代城市特色缺乏、意象衰微而提出城市意象模糊性问题,追溯了其理论与３两方面的原因。作者探讨了相关的对策理论及其非决策 之后,就所截取的城市的四个片断进行了对策性的研究,以期对提高城市意象力作出有益的探索与尝度。     

浅论亭廊架在园林绿地中的应用

探讨了亭、廊、架的作用及设置原则,提出了园林和绿地中应用亭、廊、架时应遵循宜小不宜大、宜散不宜聚、宜藏不宜露等原则,并结合当地特点、周围环境、绿地性质,以期设计出轻巧别致、新颖美观的亭、廊、架。     

论墙材革新及墙材装备的发展

墙材革新与技术改进的关系；墙材革新现状及市场经济形势；墙材及装备发展思路；加入WTO后对墙材生产及墙材装备行业的影响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互动效应与互动发生律初探

从科学方法论的视角对普遍存在于自然界、工程技术领域以及经济、社会领域中的互动现象进行了初步探讨．建立了互动、互动效应、互动发生规律等概念，对互动效应、互动方式和互动发生律进行了初步分类．并对互动原理在科学史和科学实践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加强工程项目中的设计管理

随着中国建筑市场的发展,建筑开发商对建筑项目的品质、成本、进度等的要求越来越高,这使得项目管理中的关键环节——设计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本文介绍了项目管理中设计管理的概念和任务,分阶段论述了设计管理在工程项目中所起的作用,指出了设计管理的核心,并指出了一种研究设计管理的内容和方法的途径。本文最后列举了两个工程实例,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设计管理的重要性。     

用甲基丙烯酸甲酯聚合物混凝土修补接缝

五年多来在美国西北部的一个安全度很高的军用飞机场的停机坪上,石油基填缝料的破坏和边缘剥落等情况时有发生,对喷气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了潜在的危险,从而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为了对原有的损坏进行修补,减慢将来边缘和接缝的破坏,主要是根据材料和正确的安装技术制订了设计标准。     

电阻片与外壳间距对SPD模块散热的影响研究

氧化锌压敏电阻自身的热效应引起限压型电涌保护器短路起火的事件越来越多,为了保证配电系统的安全运行,有必要对SPD的散热特性进行研究。当SPD内部存在多个电阻片并联结构时,电阻片组与SPD外壳之间存在着较大的间距,间距距离的大小会影响SPD的散热性能。运用传热学原理对SPD进行了理论传热计算,计算结果表明,间距距离越小,SPD散热能力越强。以3个电阻片并联且左右两侧间距不等的SPD为例,通过试验研究不同间距距离下的SPD降温曲线,结合传热学计算结果分析间距大小对SPD散热能力的影响。实验结果表明:在进行SPD结构设计时,减小电阻片与外壳之间间距能有效提高其散热性能。     

加强建筑市场管理 提高建设工程质量──对建设工程质量的剖析

本文通过对我市建筑市场状况的分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强建筑市场管理,发挥各职能部门的作用,提高建设工程质量进行一些肤浅的探讨。     

浅议工程管理目标的实现与合同的前期管理

针对合同文件前期准备工作对建设工程管理目标实现的重要性,通过招标文件对施工项目的造价、质量、工期、安全等管理目标控制的分析,提出了相应控制措施、方法,为建设单位实现工程管理目标工作明确了思路。     

In the shadow of the city: the fringe around the Australian metropolis in the 1950s

Metropolitan plans were prepared in Australia from 1948 to 1962 for four of its five biggest cities - the state capitals of Sydney, Melbourne, Perth and Adelaide. They contain the first analyses and proposals for their rural-urban fringes. The earliest, that for Sydney, is the most visionary and radical and defined a Green Belt to contain and shape a slowly growing city; to provide amenities and recreation for citydwellers; and to reconstructa countryside ravaged by 'promiscuous urbanisation'. The next two plans for Melbourne and Perth are much more pragmatic, dealing with the organisation of headlong metropolitan expansion with surrounding rural areas seen as suburbs-in-waiting within servicing and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The last, that for Adelaide is a mixture of trend planning with strong design themes partly expressed in the fringe. These are forthright exercises in the master-plan mould. Developments since the 1950s regarding the fringe are briefly reviewed in the case of Sydney. These show much more complex issues and perceptions arising, particularly regarding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There is consequently an absorbing challenge in describing these dynamic images, and also in shaping a policy-making process to reflect and handle them. There is also a possibility, apparent in the metropolitan plans of the 1950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ities in this reg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