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村落旅游地社区居民感知研究——以碛口古镇为例

本文以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古镇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应用SPSS软件统计分析,从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居民态度与幸福指数等五个方面,对古村落旅游地社区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差异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碛口古镇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的影响中,居民的正面感知较强,负面感知相对较弱,对旅游的发展持支持态度;不同年龄段的居民对社会影响方面的感知差异较大,随着文化程度和在本地居住时间的增加,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的强度逐渐增强。     

神农架国家公园社区居民旅游感知与旅游参与意愿研究

利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法分析神农架国家公园内居民的旅游影响感知及旅游满意度,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对其旅游满意度和旅游参与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神农架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较积极。2)神农架居民对本地旅游发展的满意度较好;居民分为积极满意者、理性满意者、温和满意者3类,鲜见不满意者群体。3)居民的地方依恋、环境改善、生活成本感知对其满意度有显著影响;居民的地方依恋、生活成本、社会失序感知对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居民的旅游满意度对参与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     

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感知研究——以北京八达岭镇岔道村为例

社区参与是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本文以世界文化遗产旅游地八达岭长城脚下岔道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的方法,从经济、心理、社会和政治四个不同维度,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析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中的居民旅游增权感知问题。研究发现岔道村居民心理呈现总体增权,经济、社会和政治呈现总体去权。     

旅游扶贫背景下的中国南部乡村居民幸福度主观评价研究

在旅游扶贫的背景下,乡村居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村民的幸福度研究一直处于空白。越来越多的游客来乡村旅游的同时,虽然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但也打扰了村民的生活。巨大的贫富差距、生活习惯的冲突、原始乡村环境的破坏,对乡村居民的“幸福度”有着怎样的影响呢？村民的幸福度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为研究旅游扶贫背景下乡村居民幸福度的主观评价,找到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选取了旅游扶贫效果相对显著的中国南部广东省的乡村作为研究案例地。通过“大学生广东乡村调研”实地访查收到503份有效文件,建立了村民幸福度的自动线性模型,得到了影响居民幸福感主要因素是邻里关系、住房情况、睡眠质量等有价值的结论,并进一步通过交叉表分析、相关分析对不同的群体的幸福度评价作出了解释说明。     

都市近郊乡村遗产旅游支持及参与意愿的内生动力解析——以青岛凤凰村为例

旅游地居民意愿是旅游地理中的重要议题。处于旅游发展初涉阶段中都市近郊区的优质乡村遗产旅游地居民意愿研究相对较少。而其支持与参与意愿因其村落区位、资源禀赋、旅游感知等条件而有其自身特点。该文以青岛即墨凤凰村为实证研究对象,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结合Logit嵌套模型对村落留守居民支持与参与意愿展开定量分析。研究认为:(1)村民的旅游支持意愿更依赖自身及家庭客观资源条件,体现出旅游地生命周期中初级阶段的典型特征;(2)区位、老龄及空心化对村民旅游支持和参与意愿的影响侧重及程度不同。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凤凰村的旅游发展建议。     

旅游地居民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研究

旅游地居民的亲环境行为是维持和改善旅游地生态环境的重要手段。本文以自然型旅游目的地——桂林的居民为研究对象,对其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并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旅游地居民的涉入性,不仅对其地方依恋和感知价值产生直接的显著影响,而且还通过地方依恋对感知价值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方依恋对环境态度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进而环境态度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地方依恋是亲环境行为践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旅游管理部门和政府,可以通过多渠道、多模式的宣传和引导,提升旅游地居民的地方依恋,以此促进旅游地居民亲环境行为,实现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     

自然遗产地可持续旅游与社区协同发展——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龙尾巴村为例

本文以位于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地内的龙尾巴村为例,探讨了地方社区与世界自然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协同发展的途径。通过实地调研以及对当地居民、旅游经营人员和管理者的访谈,梳理了龙尾巴村参与武陵源风景区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历史,分析了武陵源风景区旅游发展和遗产保护政策对龙尾巴村居民的影响,论证了将社区纳入遗产保护和可持续旅游发展框架的必要性,总结了龙尾巴村与武陵源协同发展面临的现状问题,提出了三点自然遗产地社区协同发展的途径。     

历史街区声景与游客场所依恋的关联性 分析——以锦里古街为例

历史街区是承载居民历史记忆和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揭示历史街区中游客的场所依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提升游览体验具有重要意义。以成都锦里古街为例，基于15个节点的问卷调查，探究历史街区声景对游客场所依恋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场所依恋的2个维度上，相较于场所依赖，游客对锦里古街的场所认同更为明显；声源类型中，庙会活动声偏好度、导游讲解声感知频率、感知强度和偏好度与场所依赖有显著积极关系；谈话声感知强度和偏好度、手工艺制作声偏好度与场所认同有显著积极关系；总体声景感知的愉悦度和丰富度均与场所依恋及2个维度指标有显著积极关系；游客特征方面，来源地和性别可能是影响场所依恋的关键因素。研究结论可以为营造历史街区的场所感，提升场所依恋水平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空间感知的社区绿色暴露指数对 活动行为影响研究

将社区绿地、空间感知与活动行为三者关联化,揭示社区绿地空间属性、居民感知属性与活动行为响应的内在关系,为深入了解居民空间体验和行为需求、科学评价城市绿地质量、促进社区绿地结构优化提供理论基础。以社区绿地及居民为研究对象,通过感知因子识别、绿色暴露指数分析、空间感知评价与活动行为调查,揭示绿色暴露指数对空间感知与活动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关联。结果显示,保障房社区居民的空间感知和活动使用评价高于其他类型社区,其中兴隆苑社区(GVI=32.3%、NDVI=0.382)居民空间感知因子评价最高;绿色暴露指数与空间感知因子存在显著的负相关,GVI与感知因子的相关性更强;绿色暴露指数与空间感知因子和活动行为存在“倒U形”关系;较小面积的社区绿地可能对居民空间感知与活动行为的积极影响更直接;人类偏好30%～50%GVI或0.30～0.50NDVI的社区绿地,绿化程度过高会负面影响空间感知;GVI因最迅速直接地反映绿地总体特性与感官体验,对空间感知评价和活动行为的影响效应更加显著。     

地方性视角下畲族村落声景的“村民-游客”感知

声景在地方性塑造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吸引力的关键因素。在发展旅游过程中,村民和游客成为地方性声景的主要感知者。以浙江丽水景宁县大均村、金坵村、东弄村3个畲族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识别出18种地方性声源,并分析村民和游客对声源与声景的感知。结果表明,自然声作为地方性声源在村民与游客的感知中均占主导地位,由村落依山傍水的生态环境所决定。与畲族文化相关的地方性声源虽被村民强烈感知,但游客感知较弱,是村民和游客感知差异的主要表现,且此类声源感知与声景感知的相关性最强。基于“村民-游客”的声景感知异同,针对地方性自然声中的流水鸟鸣声和人工声中的畲族民歌、畲语、惠明茶采制声构建声景优化策略。最终提出依托旅游的少数民族特色村落发展应在规划层面结合地方性声源组织游线,强调自然声中的流水鸟鸣声和人工声中的畲族民歌、畲语、惠明茶采制声,增强村民和游客对畲族特色声景的感知。在设计层面应优先保护与劳作民俗相关的地方性声源,使之与活动场所紧密结合,凸显地方性声景的文化内涵,增强村民的自主保护意识和游客的地方感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