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是20世纪遗产传承发展之本——写在2023年国际古迹遗址日到来之际

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发布的2023年度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是“遗产的变化”。这一主题旨在倡导全球各遗产地及保护机构,展示遗产研究和实践的历史之厚重,在重视当代与未来中,找到在气候变化现实中获得韧性的路径,同时发现面向低碳未来的包容性转型潜力。自1982年以来,ICOMOS每年都会发布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2002年提出“20世纪遗产”主题,从世界遗产的发展看,它给予世界关于遗产价值的多视角认知。     

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实践与理念发展脉络

柬埔寨吴哥古迹是人类历史上辉煌的遗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是国际古迹保护修复的实践与理念的反映。其古迹保护修复理念及实践方法一直与国际上古迹保护修复的理念及方法同步。从最早作为法国殖民地,以西方的遗产保护理念对古迹进行修复;到新时期各国和国际组织发起的保护吴哥古迹国际行动中所运用的新理念,新技术,无一不反映各个国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古迹保护修复方法和理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梳理历史上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实践与理念的发展,展示东西方文化古迹遗产的保护哲学,为国内的遗产保护提供参考与借鉴。     

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和研究进行分析,研究了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和特点.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始于20世纪初.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它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与城市规划体制相结合,形成了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现行的城市保护制度的基础由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1991年的环境保护法和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组成.城市保护制度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核心,也是马耳他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登录的历史建筑和古迹以及保护区三大要素组成.     

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

通过对现有文献和研究进行分析，研完了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和特点。马耳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始于20世纪初。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它有了迅速的发展，并与城市规划体制相结合，形成了马耳他的城市保护制度。现行的城市保护制度的基础由1925年的古迹保护法，1991年的环境保护法和1992年的开发规划法组成。城市保护制度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核心，也是马耳他城市规划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由登录的历史建筑和古迹以及保护区三大要素组成。     

德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主要研究了德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包括德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发展历程,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研究与培训工作,遗产保护的资金来源等方面.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平房区分类保护研究

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外平房区问题的提出 划定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意义及问题 自20世纪新中国成立至今,关于北京旧城保护与发展的讨论和争议反反复复从未停止过,当然也正是在这些争议中,保护的思路逐步清晰.从建国初期梁思成先生提出的保护旧城,在旧城外建新行政中心方案被否定,到20世纪50年代末的北京旧城城门城墙拆除,再到90年代末北京市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划定,2004年永定门复建,2011年北京中轴线申遗工程启动,可以清楚地看到北京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的历程及对待历史文化遗产态度的变化.     

巴黎历史城区保护的类型与方式

1 概述 从19世纪以来,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和完善,法国已建立了一套全面的历史遗产保护体系,涵盖了从建筑单体、建筑群体、历史城区到自然风景区等各方面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 法国的遗产保护基本上延续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由国家负责历史文化遗产的管理。在历史城区保护方面,法国历经从保护历史建筑的周边环境到保护一个完整的历史地区的演变。 保护区制度自1962年起在法国实行了40多年,在城市遗产保护方面发挥了强大作用,制度也日趋完善,因而对于大多数规模不大的法国历史城市而言,依靠保护区制度已能够起到管理城市遗产的作用。而在拥有300万人口的巴黎,其历史遗产的客观复杂性决定了管理制度的多样性,除了保护区制度之外,还需要建立     

吕舟:遗产保护的未来与发展

正记者:"国际古迹遗址日"刚刚过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即将来临,请问这两者每年在主题活动安排时是相互呼应,还是各有侧重?它们对推动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吕舟: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是世界遗产公约确定的实施公约的专业咨询机构,负责对世界遗产中与文化相关的项目提出评估意见,对保护工作提供技术支持。ICOMOS也是古迹遗址保护和修复领域国际上最大的非政府专     

城市遗产视野下西安影剧院建筑初探

20世纪初,随着民主社会的确立,地处西北内陆的古城西安也逐渐出现了新的道路体系、新的居住建筑、工业建筑等,而且随之出现了满足人们公共文化生活所需的新的建筑类型,如影剧院建筑。城市是文化的载体与容器,城市影剧院建筑的兴起与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一座城市现代化转型的历程。从这个意义来看,21世纪的今天,我们有必要从城市建筑遗产的视角来重新梳理西安影剧院建筑的发展历程。“城市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在于历史城市是一个整体性的遗产,它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它不是停滞的标本。[1]”西安影剧院建筑在时间中的演变恰好丰富了我们对城市文化遗产的认识。     

层积性视角下北京天坛遗产价值评估

<正>文化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¹,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物质基础。价值评估是开展遗产保护的首要工作²,为遗产地历史价值认知、文物清单盘点、空间区划与保护管理提供重要依据。20世纪以来,城市扩张导致的古迹侵占、历史风貌改变等问题使得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保护面临新的挑战。从“层积性”视角建立文化遗产价值评估体系,厘清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存与状态并提取核心价值,回应新时代发展需求以实现遗产活态保护利用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文件梳理的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流变分析

文章以时间为线索,对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涉及的遗产类型、认定的时间标准、价值认知、保护理念、保护原则、保护方法等内容进行了梳理,归纳分析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流变历程。可分析得出,文化遗产类型越来越多样化,时间跨度在遗产认定中的影响逐步降低,以价值为核心强调真实性与完整性的保护,逐步转为以"活化—共享—增值"为主要特征的保护路径。     

基于遗产价值的古代城市遗址保护策略研究

大遗址是社会文化遗产中规模特大、价值突出的重大遗产,它们的生存在当今城市化背景下,面临严峻考验,特别是那些经历漫长历史变迁留存下来的古代城市遗址与当代城市发展之间形成突出的矛盾。因此,发掘和研究古代城市的遗产价值,确认遗产价值载体,建立保护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而可实现大遗址与现代城市的共生和遗产保护与社会经济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本文以明中都遗址保护实践为例,从城市遗址的整体环境视角尝试寻求具有卓越价值的大遗址的保护思路和途径。     

过往与当下——从历史观念看遗产保护理论的演变

纵观建筑遗产保护的理论发展历程,保护思想的演变与人们如何看待过去与当下的关系息息相关,而对历史的态度对于遗产处置方式的选择其实源自人们对现实的批判。因此,对历史观念的解析是研究遗产保护思想如何诞生以及演变的重要维度。文章通过对文艺复兴、启蒙时期、工业革命时期、现代主义时期和当代五个重要时间点的历史观念与保护思想的比较阅读,阐释了历史观念是如何影响到人们对于古迹的态度,以及这种影响如何转化为保护的理念和哲学。     

中西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历程、理论与方法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在过去三四十年市场经济发展模式下面临巨大的重建与变革压力，为更系统地理解中西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的相互作用，提出更具适应性的保护发展框架与更具时代特征的实践模式，文章着眼于西方文化遗产的概念萌芽、立法实践、认知提升的发展历程，回顾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从意识发端到概念萌生，再到立法制度与保护体系完善，直至社会发展转型期遗产价值形成的发展变化过程。通过梳理可知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认知体系构建、保护对象与层次界定、方法原则应用上深受国际经验影响，但又因文化背景与理论渊源差异，在保护层次概念拓展、保护理论与价值认知以及保护体系尺度构建方面有异于西方国家，进而期望从明晰保护层次与协调规划管理、重塑真实性与整体性方法内涵、关注居民社会结构形态等方面来共同推进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     

从罗马“古迹区”百年保护历程看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冲突及共生

考古遗址在面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建筑用地扩张时极其脆弱。近年来我国遗址保护与城市化存在诸多矛盾,而城市化水平已比较稳定的西方国家早年也有类似情形。意大利罗马"古迹区"保护始于19世纪早期,保护区划形成于19世纪末期,后由于两次世界大战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碎片化,自20世纪后半叶开始进行内部肌理的织补。该案例充分体现了遗址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方法对我国当前遗址保护规划颇具参考价值。     

基于文脉传承的京杭大运河沿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现状分析——以苏州、无锡和常州为例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的文化瑰宝,沿线遗留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江苏地理位置优越,大运河为沿线城市提供了便利的交通,促进了城市间的贸易往来,推动了运河城市工业的发展。文章旨在保护历史文脉和尊重地域性原则的基础上,重点研究江苏运河沿线工业遗产保护与再利用情况,以江南运河城市苏州、无锡和常州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和文物保护价值较高的工业遗产进行实地调研,分析和研究典型案例在工业遗产保护和再利用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结合大运河江苏段工业遗产保护的现状,将工业遗产保护与运河生态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建设符合江苏地域特征的京杭大运河文化带。     

“历史”抑或“文化”——关于城市文化遗产理念的几点讨论

20世纪60年代通过的《威尼斯宪章》特别强调了保护遗产的历史价值。随着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当代世界遗产运动则更加重视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城市作为一种地域性的空间单元,显然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该文分析了城市文化遗产理念的特殊含义,提出城市文化遗产应该是城市历史记忆的载体的概念。     

“不同进程·共同遗产——2013西安建筑遗产保护国际会议”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举行

2013年10月9-1O日．由国际建筑师协会（UIA）、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理事会（DOCOMOMO）、国际古迹遗址保护理事会（ICOMOS）主办,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国际建筑师协会亚澳区遗产工作组、国际现代建筑遗产保护理事会中国委员会、     

从文物保护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概念的扩大与保护方法的多样化

从保护遗产国际宪章入手 ,讨论了保护概念的演变和方法的多样化 ,并对我国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的方法进行了讨论 ,强调不同保护对象采用不同方法才能达到保护目的     

两部《雅典宪章》与城市建筑遗产的保护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雅典,先后产生了两部对以后世界建筑和城市的发展影响深远的宪章。第一部为1931年在雅典举行的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第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历史古迹修复的雅典宪章》,第二部为1933年在雅典举行的CIAM第四次大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规划的《雅典宪章》。这两部《雅典宪章》在各自的领域内均为开创性的纲领性文件,对于20世纪的城市建筑遗产保护观念和初中均有重要的意义。谚文就这两部《雅典宪章》的产生、思想和对于城市建筑遗产保护的意义进行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