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程序法分析

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是新农村建设的现实要求。为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从程序法角度对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主体、流转方式、流转合同、流转组织机构等方面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实现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的法律建议。     

法律视角下农地使用权证券化流转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证券化是一种以证券为纽带的农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对于保护农民土地增量收益与促进对农投资、繁荣农村金融市场有重要价值。同时,现有的权利基础、运行机制与载体为农地使用权证券化流转提供了规则要件;土地利用分区管制与土地发展权制度为农地使用权证券化流转与耕地保护之国策之间提供了协调与控规机制;农地使用权证券化本身有助于解决农民因失地导致的社会保障问题。     

中国农地流转自主治理制度创新研究

社会文化影响农地流转,群体共识是农地流转中非正式约束的重要约束条件,影响着农地流转方向和方式,并且决定农地流转交易成本的大小;而农地流转成本决定着流转动力和流转规模的大小.引导和重塑中国农地主体的群体共识,建立中国农地流转自主治理制度,是促进农地流转良性发展的可行途径.这种本土化的理论创新会得到决策者的重视.     

湖南农地流转问题探讨

分析了湖南农地流转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完善和规范湖南农地流转的几点建议。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公平与效率性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公平性与效率性进行研究.分析指出:现有的农地产权制度坚持集体所有制为基础,农地承包经营权的配置与农地产权的初步流转制度体现了公平与效率,但是还很不足,表现在土地征用制度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集体内部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缺乏制度保障,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配置不合理,农地产权流转制度不完善等方面,体现了制度的不公平性与低效率.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改进措施

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优化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是新形势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转出方的收益包括:土地转让费、承包权红利和转移劳动力收入,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和机会成本;转入方的收益包括:生产性收益和非生产性收益,成本包括交易费用、土地转让费和承包期内的土地租金。交易双方在流转过程中总收益的增加主要取决于土地经营面积和交易费用。因此,要提高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资源配置效率,就应确定合理的农地流转规模并通过培育农地流转中介组织等降低交易费用。     

唤醒“沉睡的资本”——论我国农地流转制度的完善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又成为国民热议的一个话题。本文着重梳理清晰我国农地流转的发展趋势,并就其制度完善提出建议。     

陕西农地的权属、功能和制度变迁

农地交易权是农地权属的核心要素。以农地权属变迁过程为考察对象，通过对陕西农地经济功能的分析，提出了政府加大投入，保护农民积极性，使种地变成一种职业；鼓励城乡各种经济资源流动，降低农地交易成本的基本思路，并得出了实现农地交易权的关键是降低农地交易成本，提高农地交易预期收益的结论。     

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序pr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简要回顾了国内外有关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动因研究的状况,分析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采用oprobit回归检验对江苏省两个县142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户土地转入、转出行为与其家庭保障水平、以农为主的劳动力人数、以非农为主的劳动力人数、农业资产价值、拥有土地年数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就如何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农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利益博弈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农村土地流转的步伐加快,这为扩大农地经营规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许多违背中央精神和侵犯农民权益的现象,农民并没有成为土地流转的主体;乡政府和村集体的暗箱操作等行为使得农民不能从土地流转中获益。保障农民的土地流转权是关系农业发展、农村稳定的大事。因此,在对地方政府,国家监管机关和农民自身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应措施,确定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的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

人多耕地少的国情决定了粮食安全对我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分析了地方政府过度征地和农民改变耕地用途导致耕地减少的经济原因，提出了一些保护耕地、确保粮食安全的建议。     

新乡市土地流转问题研究

新乡市政府于2009年发布了《河南省新乡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但从近年落实情况看,还存在流转方式与依托主体较单一,擅自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现象,土地流转信息渠道尚未通畅,农业尚未形成规模效应,农业风险防范体系尚未完善等问题。为此,既要鼓励大胆实践,也要加强监管,完善市场机制和保障措施。     

农户土地分散程度的评价及其影响分析

中国农村户均耕地只有0.513hm2,且平均分为6小块进行农业生产,形成了明显的土地分散现状.土地分散具有户均耕地少以及耕地地理位置分布不集中2个特点.分散的土地状况限制了资金、新技术的投入,也阻碍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的进程.选择湖北省漳河灌区的2个试验区的农户开展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并建立了评价土地分散程度的指标,结合指标以及调查农户有关灌溉水管理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土地相对集中的农户多选择更加有利于节水的田间用水方式,并且土地集中会显著地降低农民在劳动力上的投入.在采用间歇灌溉节水方式的区域,土地的相对集中还会减小田间的灌水深度,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土地政策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针对农业改革和增加农民收入采取了许多措施,但仍然未从根本上解决实际问题。拟从农业的最核心要素——土地来展开分析和讨论,指出农业建设的关键在于明确农村土地的产权归属及提高土地市场化程度,提出对农业改革的一些思路。     

基于遥感和景观分类的北京市裸露农田分析和治理对策

基于遥感影像的决策树分类,结合土地利用图,将北京市农业地表覆盖划分为春玉米、冬小麦、果园、林木苗圃、牧草地、设施农业和畜禽饲养地。考虑海拔、坡度和土壤质地三个因子将北京市分成10个景观区,在景观分区和不同农业用地基础上划分出39类农业景观单元。利用基于遥感影像计算的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结合实地调查验证,分类出北京市冬春季裸露农田。结合景观分类,分析了不同景观单元冬春季地表裸露情况。结果表明:2007—2008年冬春季裸露农田共8.05×10⁴hm²,主要分布在延庆盆地、密云水库北岸和城区边缘的近郊农业区;海拔和土地利用方式对裸露情况影响较大,其中山区春玉米和平原果园裸露情况绝对面积较大,分别占到总裸露农田面积的40%和17%,牧草地、林木苗圃与设施农业地裸露程度较高。基于不同景观单元裸露程度,结合绿肥种植、保护性耕作、生草覆盖等裸露农田治理方法,探讨了北京市农业产业和景观一体化建设策略。     

农业规模经营问题研究综述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现代农业自然成为新农村的产业基础,农业规模经营问题又一次成为热点问题。在协调发展理念的支配之下,人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农业规模经营的必要性;而在农业规模经营实现路径问题上则存在较多争议;土地制度变革在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中处在核心地位,如何在不改变现行农业土地制度基本内核的前提下,内生出与农业规模经营相适应的土地经营制度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土地承载力研究方法评述

从土地生产潜力的计算方法、土地质量对理想产量的订正方法、土地利用结构的确定方法和食物消费水平的表达方式等四个方面，对比了国内外现有土地承载力研究成果的主要差异，并作简要评述；结合黑龙江省土地人口承载潜力研究项目，重点介绍了农业生态区法。通过分析，推荐了各个研究环节较为适宜的方法。     

试论农村住宅投资与农居地整理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中国悬而未决的现实难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理论争议的焦点．在中国农村人口多、土地少、人口流动受限的现状面前,不论是政府的“周济”,还是农业技术的进步。甚至是方兴未艾的小城镇化建设都显得无能为力．从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对国内个案进行分析,发现农居地整理和农村住宅投资不仅可以解决农业社会沿袭数千年的自然村散乱无序、人居条件差和土地占用量大的矛盾,而且更重要的是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契机。进而为经济结构变迁中实现农村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准备了条件．     

农用土地环境质量的全要素整合评价

把影响农用土地环境质量的所有环境要素综合起来,分解量化指标,重建评价体系,提出宏观指标分等、微观指标定级的新观点,并就县市级农用土地环境质量进行全要素整合评价和等级评定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保证评价精度和把握等级评定的关键步骤是正确选择和划分评价单元;土地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清洁度指标是农用土地环境质量的综合反映和集中体现,是所有被整合调查要素和评价因素中最重要的两个刚性指标,在评价中必须加大权重;全要素整合评价可以弥补农业或土地部门多指标评价的不足,能够比较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农用土地环境质量状况。农用土地环境质量的全要素整合评价为新一轮土地利用规划修编、基本农田保护区准确划定、农用土地分等定级和建设用地的区划调整以及土地基准定价能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基于RS的延吉市农用地转换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

利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1991,2001和2006年3个时期的TM影像进行校正、解译判读以及分类等处理,分别获取了延吉市各期土地利用类型数据,在其中提取出延吉市近15年间农用地空间格局的转换特征,并对其驱动力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991—2001年间延吉市农用地变化率为4.55%,主要表现在未利用地大量转换为农用地;2001—2006年间延吉市农用地变化率为-8.20%,主要表现在农用地转换为居民地.造成延吉市农用地面积呈减少趋势的主要驱动因素为城市化、人口和土地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