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字所指应无男女之别

<辞源>、<辞海>、<汉魏六朝乐府诗译注>、<乐府诗鉴赏辞典>、<先秦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等,均认为"欢"仅指"男子".还有学者撰文称<乐府诗集>中的"欢"没有指代女子的.对于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欢"作为称谓词,用于情人之间,既可女称男,亦可男呼女,本无男女之别.     

《春秋》昭公十二年"伯于阳"考异

一、问题的提出 <春秋>经昭公十二年:"十有二年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左传>当年传日:"十二年春,齐高偃纳北燕伯款于唐,因其众也"①,与经文大致相同,并进一步明确指出北燕伯名款以及伯于阳的原因;唯地点有异,但根据杜预的解释,阳、唐实一地也②.可见<左传>此处解经简单明了.而<公羊传>此处的解释却截然不同:"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日:‘我乃知之矣'"③.按照<左传>的解释看来本毫无问题的经文,为什么<公羊传>此处却横生异说呢?很多学者认为<公羊>此说实不可信.其实倒不必急于下定论,不妨回头分析一下<公羊>为何会有这样的解释?首先就是他为什么会问出"伯于阳者何"这样"不成问题"的问题呢?     

文化视域下的朝鲜"小中华"思想研究:以《小华外史》为中心

<小华外史>是朝鲜王朝后期一部反映朝鲜士人"崇华思明"历史的著作,由19世纪朝鲜史家吴庆元父子编撰.在<小华外史>中,朝鲜"小中华"思想特色突出表现在维护中华正统、严守华夷之别和建庙立壇、感怀明朝再造大恩等方面.透过对华夷观、正统观及春秋义理等表象因素的考察,可得出结论,即朝鲜"小中华"思想内涵的实质是朝鲜王朝对中国文化的完全认同.     

论"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同风"

班固始以<书序>"三监"说释<邶><鄘><卫>"三国同风"之缘由,郑玄据此又生异说,以致纠结无穷,终成死结.本文认为.根本原因,是在<诗三百>蜕变为<诗经>的过程中,前后推挽、层层相因的经学阐释所造成的干扰和误导.根据历史还原的原则,本文跟踪考察了关于"三监"性质、人物、地域等方面的纠结,进行系统反思,并追溯了班固、郑玄这两个代表人物在经学阐释上的具体作为及其动因.     

历代"九"体作品考述

学界对"九"体的认识,有简单粗疏之嫌:一方面认为其自成一体,代相延续;另一方面,对其特点的总结又仅建立在汉代<九怀>、<九叹>、<九思>三篇作品的基础之上,汉以后的情况几乎无人提及.因此,有必要搜集历代的"九"体作品,以便更深入地认识"九"体创作的发展状况.     

韩愈《师说》的教育危机背景分析

韩愈"抗颜为师"并作<师说>缘于教育危机的背景.教育危机的产生有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而危机具体表现为"古道"不存、误解师之年岁和道的关系、混淆了"小学"和"大道"区别.韩愈为化解危机作了多方面努力:探寻"道"之本义;探索教育手段:钻研儒家经义.     

论《毛诗》影响韩愈诗歌的得失

韩愈的诗学观和诗歌创作受到<毛诗>及其经学阐释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对韩愈"称道盛德"的诗学观念和模仿<毛诗>的诗歌创作产生过负面作用,而对其"舒忧娱悲"的抒情理论和抒情诗创作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     

《论语》中的"礼"

春秋时代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面对这种时境,坚持依礼而行,以礼救世,<论语>中就具体的记述了孔子对"礼"的一些观点.在对<论语>中"礼"的集注的基础上采用整体结构分析的符号方法与具体文化语境分析的方法,按照<论语>中对"礼"的源起、发展这一流动过程来进行分类,在集注的基础上对"礼"加以解读,以期望接近孔子的原意.按照<论语>中对这一流程的记载,大致可分为五个方面:一是礼之因革;二是礼之本;三是礼-乐-仁;四是礼之规定;五是礼之实践.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诗中自有幽兰曲

白居易<琵琶行>以"忧愁暗恨"为主旋律,以声衬声,形象生动.同时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构思新巧.韩愈<听颍师弹琴>则从音乐形象和音乐效果两个方面阐述,合二为一,二者相得益彰.李贺<李凭箜篌引>以典喻乐,想象奇特,极力渲染了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乐曲.此三首诗被清人方扶南称为是"声音至文".     

试论"剪灯三话"的时空叙事模式

"剪灯三话"即<剪灯新话>、<剪灯余话>、<觅灯因话>,贯穿有明一代,代表着明代文言小说发展的方向.然目前关于"剪灯三话"的研究,多局限在内容、版本、影响及传播等方面,而往往忽略了从其文本结构上对其进行研究.本文试图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剪灯三话"中所隐含的时空叙事模式.     

诗经的魅力——浅谈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周代诗歌305篇.原称"诗"或"诗三百".<诗经>是中国韵文的源头,是中国诗史的光辉起点.<诗经>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也是一部人们的生活史诗,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到"有狐绥绥,在彼淇梁.心之忧矣,之子无裳".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感受对爱情的最真挚描绘,感受最质朴和贴切人心的爱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     

《老子》的文学史意义考论——从"信言不美"谈起

<老子>一书,体道高妙,历来为前贤所称颂;<老子>一书,状道亦高妙,前贤却鲜有提及.孔子所谓"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作为一部流传了两千多年的论道之作,<老子>言之有文,可谓信而有征.因此,从一个新的角度来发掘<老子>"言之有文"的文章学价值,必然会促进我们对<老子>文学史意义的进一步思考.     

由孙悟空修成正果到"混世魔王"的转化

后进生的转化,特别是后进生中敢于"大闹课堂"的"混世魔王"的转化,一直是困扰班主任的一个难题.<西游记>中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最终修成正果.它为我们转化班内的"混世魔王"提供了借鉴.第一步,招安、封官.第二步,重视、尊重.第三步,套上"紧箍".只要做好以上三步,并有耐心地坚持下去,"混世魔王"们修成"人间正果"就指日可待了.后进生的转化,特别是后进生中敢于"大闹课堂"的"混世魔王"的转化(我们称特别调皮捣蛋的学生为"混世魔王"),一直是困扰班主任的一个难题.万事皆有法,<西游记>中敢于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经过玉帝、观音、唐僧等人的转化,最终修成正果--斗战胜佛.它为我们转化班内的"混世魔王"提供了借鉴.     

"有夏之居"考辨

关于<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目前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是指周人的居地,并非夏后代之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有夏之居就是夏后代之居.本文认为,从<逸周书·度邑篇>的文法和考古资料视之,<逸周书·度邑篇>中的"有夏之居"都应该指夏人之居,而非周人的自称.     

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看刘向父子的诸子思想

刘向父子是西汉著名的通儒、文献目录学家,他们在学术思想史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他们的目录学著作--<别录><七略>.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主持校理皇家图书.<汉书·楚元王传>日:"上(成帝)方精于<诗>、<书>,观古文,诏向领校中<五经>秘书""向死后,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这是汉代第一次大规模的图书整理活动,产生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的分类图书目录--<别录>和<七略>.而班固<汉书·艺文志>就<七略>"删其要以备篇籍",<汉书·艺文志>是在对<七略>进行删节的基础上形成的.据此<汉书·艺文志>保存了<别录><七略>的精要之言,后人遂得以观<七略>风采.     

论《墨子·墨语》墨家后学之鬼神观

<墨语>诸篇大体上反映了墨家后学的观念.与<明鬼>等篇相较,<墨语>对于鬼神之有无及其明知与否的问题在观点与论证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转变或演进:对于"鬼神之有",<墨语>主要是通过对儒者的驳斥来展现和维护的;对于"鬼神之明知",墨氏后学则充满了怀疑;<墨语>对"厚葬"的观念几乎未作批评,这与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行为是一致的;墨家后学之鬼神观在目的上更加突出生人之利,在内容上则着重以"健康"作为祭祀及为义活动的意义所在.墨氏后学从对于魂魄实体的关注转而对肉体的健康产生深度的忧虑,这很可能受到阴阳哲学的"生命"观的严重影响.墨术废而不传,当与墨家后学鬼神现有较大关联.     

从《临江仙》谈明人杨慎的咏史词

毛本<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临江仙>出自明人杨慎之手,杨慎在明朝有"当代词宗"之称,但一直以来,不仅研究杨慎者少,而且在已有的介绍扬慎的文章中都不太注意其词学上的成就.文章从具体的词作入手,提出关于杨慎咏史词的一些新见解,对杨慎和明词研究或有所裨益.     

试论竹初居士钱维乔的"莼鲈之思"及其成因

钱维乔兼具"三绝"之才,在绘画上与其兄钱维城被称为"常州二钱".文学方面,诗歌、散文、戏剧兼擅.袁枚称之为清才,其诗是常州诗派中难得的"诗人之诗".在其<竹初诗钞>中流露出浓厚的"莼鲈之思",其成因是多方面的.文章认为主要源于故园之思、烟霞之念、自适之需、稻粱之谋、循陔之愿、离鸿之悲、生命之憾等.以此为镜,可窥常州诗人心态,这是研究常州诗派的极佳向度,对了解乾嘉士风与诗风亦有助益.     

从"革命正史"到"民间秘史"——《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的深层解读

19世纪以来,西方文学传统中作为文体的"史诗"概念逐渐演变为"史诗性"这一审美范畴.随着国外小说及理论的引入,"史诗性"与中国传统的史传传统结合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最高的审美追求和评价标准.植根于关中地区久远的<诗经>、<史记>之史传传统,陕西作家的创作往往有更深的史诗情结.以柳青、杜鹏程为代表的"革命正史"写作,纪"史"有余,"诗"意欠佳.<白鹿原>以"民族秘史"纠"革命正史"宏大叙事之偏,执着于对民族精神、民族命运的探求,对历史进程中人物文化心理的摹刻;巧设叙事的历史时空,多维透视史诗人物形象,臻于"史"与"诗"的完美融合,丰富发展了了陕西文学的"史诗性"写作传统.